张荣生没有辜负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和殷切期望，中年时，他已把家族传下的槟榔老店扩充、绵延到了九总码头口。“张新发”早已家喻户晓，张家也渐入佳境。

　　乐极生悲，不知咋地，这句古语偏偏就应验到了张家人身上。

　　1953年，中年得志的张荣生突然撒手人寰，死因成谜，抛下妻子唐桂贞和5个孩子，还有等待继续发扬光大的“张新发”槟榔。

　　掌柜的没了，手下做事的心里大都没了谱，也不乏见风使舵的人迅速投靠了别家。如此这般，没过多久，张家槟榔祖业被拆得七零八落。

　　当年贤惠美貌的唐桂贞先是媳妇熬成婆，又遭遇丧夫，沦为寡妇，遭人冷眼斜观。看着家业有凋敝之势，她没有选择整天躲在空房中掩面而泣，怨天尤人。和丈夫一起驰骋槟榔业几十年，唐氏深谙槟榔制作之秘道。在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之余，她思考着如何靠自己这双手把“张新发”延续下去，不仅仅是为了糊口。

　　唐氏决定和公婆住回老店。老味道的店铺，槟榔香幽幽飘了一条街。原来围墙里，一家老少每天都在忙活着——采用独到的工艺和卤水，一丝不苟地料理着每一颗槟榔果。

　　制好槟榔，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说笑、一边小心翼翼将这带着神气的果子用纸包起，等待第二天识货的客人买走、拆包、品尝、在谈笑风生中嚼出轻松的饱含着正能量的汁水。

　　顶梁柱的倒塌，没有击倒至亲之人。张新发“活”了下来。不少老老口子只认“张新发”，红白喜事都来找。光顾老店的熟客总是双手抱拳作揖，恭敬响亮地喊声“槟榔西施，来给称点儿货。”

　　要知道，那个特定的年代，做槟榔的属三教九流，饱受社会歧视。这招呼，喊在顾客嘴里，却声声落在唐氏心上。但她认这“槟榔西施”的称号，这是对她的认可，这是对她们家槟榔的认可。

　　那些年，湘潭槟榔加工业分散混乱，全属家庭作坊式经营，详数起来，全湘潭不过百户。规模小的在自家院落一角僻开几方地，搭起简易设备，一家几口全部上阵，不请小工，制作散槟榔果子，担子一挑，沿街叫卖；规模大的则租用民房，请十来个工人，摆个固定摊，挂个牌号，槟榔批发零售二者兼有。

　　那些小打小闹的铺子，只有看着眼红的份，很多做着做着，就半途而废另谋他路去了。

　　欣慰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浪潮来到湘潭。享有盛名的张新发老店被时代大潮裹挟着，被并入了湘潭市槟榔加工厂，幸而能保留下独特制法和名号。当时，颇得人心者，还有九总的刘记、李记槟榔店，排场颇大，盈利可观。

　　1958年，湘潭市人民政府派人敲锣打鼓，端着红布披着的“槟榔大王”牌匾来到张新发老店时，已半世沧桑、双鬓斑白的唐氏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她伸出布满茧子的双手颤颤地接过匾，一双泪眼望着天际。

　　不久，文革肆虐，手工商业受重创，湘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槟榔加工。槟榔厂被迫解散，人走楼空，大批物资无处安放，悉数被藏到唐氏的住所。

　　计划经济禁止槟榔销售。湘潭把槟榔与粮油等一道，凭票供应，每人每年仅限一斤。让“无槟榔不成活”的人如何消受得了。于是，出现了全城家家自制槟榔自给自足的场景。

　　槟榔旧业不得操，唐氏只得专心持家，到外面打些零工过活。5个孩子渐渐成人，个个知书达理，其中有个后来当上了导弹专家，但都没有全心全力地承接槟榔衣钵。自然，这是后话。

　　“吊吊手，街上走，买槟榔，交朋友。”巷子里每次有孩子清澈的声音唱着这句民谣，唐氏总会放下手中活儿，凝神好一会，怀念当年张新发槟榔鼎盛时的场景。

　　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把那些槟榔制作老设备擦了又擦，几十年如一日，唐氏老矣，器具依旧锃亮，仿佛第二天马上又可以转动轰鸣起来。

　　二十年过去，回忆起来似白驹过隙，经历起来又是路途漫漫。

　　改革开放，从报纸上一个陌生的词语，变成了湘潭槟榔业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唐氏开始不信，看到街口巷头一夜间冒出了不少槟榔摊子，也喊来儿女，小心翼翼搬出老家伙，重操祖业，卖起“张新发”槟榔。

　　“槟榔大王”的牌匾挂起，门庭若市，乡亲们认的是这浆汁独特的老口味，一点没变。

　　陈寅恪先生云民族之盛衰有连环性，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对一颗小小槟榔果而言，其盛衰竟也对得上。

　　1980年代，湘潭槟榔业迎来春天，成为当地最主要的产业之一。全市槟榔经营者4000余户，年销售槟榔达700余吨。

　　《湘潭县志》如此记载，“张新发”槟榔店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风雷激荡，老字号雄风仍存，唐氏的坚守终究有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