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暴富 魔咒

　　数据

　　去年3月，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将有1400万人口要转移到城市。

　　这意味着，获得拆迁补偿而暴富的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

　　众生相

　　用征地款疯狂豪赌、大肆挥霍，因征地款引发亲情危机，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家庭失和……

　　这是去年5月，本报记者连续多日在长株潭三地部分拆迁项目安置小区调查发现的种种不良现象。

　　破解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

　　如何帮助农民打理好手中的钱财，不但是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和金融机构开拓经营空间的当务之急。

　　即便一年到头不工作，王勇依然能每年坐收十余万房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种“包租公”的生活，始于8年前的一场拆迁，王家获得了一栋五层楼的安置房，每年租金收益超过10万。

　　因为这笔不菲的租金，8年来，曾是勤奋的哥的王勇没再工作，无所事事，最终染上了毒瘾。今年3月5日下午，在吸食了毒品后，在这栋他赖以为生的安置房内，王勇当着4岁孩子的面，将年过六旬的母亲砍死。

　　3月19日，记者再次来到事发小区，通过对王勇的亲人和附近居民的走访，试图还原一个拆迁家庭后的“暴富悲剧”。

　　他们说

　　拆迁前，他是“拼命的哥”

　　19日上午，邻居们说起王勇一家的遭遇，都感慨万千。

　　“以前他家跟我们一样，都是种菜的。”王勇父亲的战友刘才源可以说是看着王勇长大的。

　　刘才源回忆，小时候的王勇乖巧、懂事，放学后跑到菜地里帮大人帮忙是常事。“有一次他在菜市场看见王勇，一打听才知道他妈妈生病了，于是他从学校偷跑出来，帮妈妈卖菜。”当天晚上，刘才源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勇的父亲，“王勇被父亲毒打了一顿，打完后父子俩都哭了。”

　　刘才源说，王勇初中毕业后就出来做事了，先是在一家汽修店做学徒，后来又学开车，之后一直开了七年的的士。那个时候的王勇年轻，有干劲，吃得苦。

　　“他很少休息，有时还替别人代班，早出晚归。不开车时，他基本上就待在家里，帮忙打理家务。”刘才源说。

　　拆迁后，他成了无业游民

　　在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中，2005年，和其他村民一样，王勇一家人搬进了新修建的安置房，共五层。除自家人住在四楼外，其余楼层均被出租。

　　记者了解到，王勇家一二楼作为门面出租，每年租金8万元左右，三楼和五楼则被当作住宅出租，年租金收入在3万元左右。这几年来租金价格变化不大，而且房子位于高桥大市场内，房屋出租还是相当紧俏。

　　“之前刘娭毑靠种菜赚钱，王勇开的士，赚的都是辛苦钱，现在每年不用做事都有10多万的收入，自然比之前强多了。”邻居刘先生说。

　　不过，住进安置房不久后，开了7年的士的王勇便不再开的士了。“后来他干过保安，打过零工，但都做不长，倒是在家里待着的时间还多些。”刘先生说，之后王勇干脆自己买了辆小车开“黑的”。

　　但这开“黑的”的工作，王勇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有时要用车，便想照顾一下他的生意，但好几次在大白天打他电话，他都说在睡觉，没空。”邻居张爹爹说，之后大家也就没再去找他了，“后来他母亲还特意向我们解释，说王勇喜欢晚上出去玩，回家很晚，总是睡到中午才起，怎么劝也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