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友良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挂职”贵州一个村的村主任助理，欲构筑纳具村的布依大院，更想解决纳具村的软件：引进乡村公共生活意识，让村民做行动者决策人。既保护好环境，又增加村民的收入。

　　但其梦想受阻于现实，让其抢救布依族村落的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于建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知识分子的乡村发展理念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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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兜头的一盆凉水

　　一副大黑框眼镜，几缕凌乱的头发，满口湖南腔，说到激动处声情高亢，甚至不时拍打旁边人的肩膀，还有挂在背包上的那顶美国西部牛仔帽。走到哪里，于建嵘总是这副形象。

　　有人说他是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不修边幅，以至有人曾误以为是下岗工人。但也有人说他是最有气场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开讲座，给官员讲政治，讲到动情处，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身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于建嵘，还拥有多个响亮的“名头”：北京宋庄“庄主”，“微博打拐”和“随手公益”发起人。

　　最近，他又添了个“村官”的身份。2013年9月15日，于建嵘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任期两年。“一间不到10平米的红砖小房、一张床、一张书桌，这算是暂时安在安章村的家。”

　　“我认为这里需要新的乡村发展思路，更多的是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只不过，我的做法和别人很不同，首先希望培育的是村民们的公共意识。”谈及自己将要“治理”的布依族村庄，这个“带着梦想来的”知识分子向记者描绘他的美好蓝图：首先把布依大院建设起来，做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产业建设；接下来还要在纳具村开办培训班、组织村民生产工艺品、组建村民表演队……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遇兜头一盆凉水：10月7日下午，他对外透露，由于自己与则戎乡领导之间看法不一，他的纳具村(安章村下属自然村)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他困惑于地方政府在乡村建设规划上态度上摇摆不定、前后不一。而更让他尴尬的是，尽管他已经“走马上任”了，但村主任助理任命至今仍未获当地政府通过。

　　近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来沪为安章村进行村庄设计规划的于建嵘。他不断向人们展示村庄的未来规划图，嘴里念叨着：“怎么样，咱们村要是这样就很漂亮吧？”

　　已经将“咱们村”挂在嘴边的于建嵘，却对“挂职”有自己的说法：“那些只是人们的炒作。我是搞农村研究的，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一些非本职工作的如果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是挂职，但我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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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富翁走上治学路

　　专注农村研究，缘于于建嵘特殊的人生经历。1967年，参加过游击队的父亲被打成“土匪”，全家下放到湖南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8岁时，父亲托人送他上小学，因为“黑人”身份，被班长带人拖他出教室。小学没书念，一家人七八年间换了无数个地方。

　　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权益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他在广东演讲，有听众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应该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

　　他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来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命运在1979年发生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成为学校仅有的4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之一，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做《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离职当刑辩律师。

　　很快，三十出头的于建嵘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巨款，200万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砖头大的手提电话，到各地和教师、专家聊天，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他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他选择了“乡村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没有埋入故纸堆，而是一头扎进乡村，做田野调查。他沿着毛泽东当年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一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多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调侃于建嵘的独特本事：“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2001年博士毕业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一直工作至今。

　　2013年8月，于建嵘应邀到安章村考察，当时就觉得这个传统的村落需要更多的发展方向，需要一些新的发展思路，需要寻求合作，便向黔西南州的一位领导提出来。那位领导当即对他说：“专家不能只动口不动手，怎么做，给些经验。”

　　后来黔西南州和兴义市的一些领导，以及安章村的村支书来到于建嵘北京的家中，双方很快就谈到一起。于建嵘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进村，不去县里，也不去乡镇，就去做你们的村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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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乡村公共生活意识

　　距兴义市约20分钟车程，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万峰林脚下的纳具村，是安章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于建嵘担任村主任助理期间的主要服务对象。

　　房屋破旧，杂草丛生。衰败，是纳具村给于建嵘留下的第一印象，“村庄已经凋零，村里大致有50多户，有20多户已经离开。还剩下的20多户，其中有10多户房子倒了。”

　　和大学生村官不同，进村第一天，于建嵘不仅带来了他的研究团队，还有20多位从北京、上海、香港、重庆等地赶来的老板朋友和建筑规划师。

　　“很多老板害怕当地取现不方便，都是直接带着现金去的。他们想为这个村庄做点事情，给这个寨子一些钱，总数大概在七八十万。”不过，于建嵘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他还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支持。此前的9月15日，黔西南州一位主要领导看到纳具村的沟渠凋敝得厉害，当即拍板从财政上支援20万元，“整理一下沟渠”，于建嵘也没答应。

　　在于建嵘看来，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村民们的发展能力。他坦言，做表面文章改变一个村庄其实很容易，“依靠我的那些朋友就可以把面子工程做得很好，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同样的，让国家财政支出，对于全国无数个村庄来说也不太现实。”

　　他更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推广至全国的新道路，“我是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依靠当地的资源，投资一两个项目’这样的方式，和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村官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当然，他也承认，安章村的一些干部的确希望他能引进一些项目；并且，他本人也有此考虑。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首位的，“我最想做的事情，首先是引进一种观念，一种公共生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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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村民做行动者决策人

　　研究农村问题多年，于建嵘发现，今日有些乡村之衰败，尤其表现在公共生活层面上；相反，凡是村里公共事务处理得比较好的，生活就比较幸福。“村庄的属性，决定它不是一个人，一个村民，而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一个集体，对于村民而言，首先是一种公共生活，这就需要给他们灌输这些理念。”他说。

　　在他看来，如果村民学会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公共事务，哪怕物质条件不行，只要利用好当地的条件还是能搞好他们的生活。

　　如何改变村民们的观念？他讲了一件刚刚发生在纳具村的事情：一天，很多老头老太太欢迎他一起坐在村寨下面的大树下。看到村庄杂草丛生，环境很差，他就开玩笑说能不能把村子打扫一下。当时这些人看着他，没有任何表示。

　　他便对一个比较活跃的老太太说，你们把村庄打扫一下，我给你们每人30元一天可以不。老太太说30太少了，必须每人50，说外面打扫卫生的都是50。他就问大概需要几个人，老太太说3个人，一个月一共4500元。

　　他说行，但是他想问一下，打扫卫生是为了谁呀，是不是为了我呢。老太太说不是呀，是为了我们自己呀，村子弄干净当然好了。他就反问这些人，那为什么需要我来掏钱呢。这个时候，很多人拍着大腿说是呀，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要于教授的钱呢。

　　后来，他们就说不要钱不要钱，明天开始。双方约定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结果7点不到，全村40多个老太太，包括90多岁的，还有带小孩的妇女，全都出来打扫卫生了。

　　说起这件事，于建嵘十分开心，甚至不时拍打大腿。“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里是他们的家园，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互助，一起去做，尤其是在留守儿童、老年人居多的乡村，现在这一点更是缺乏。”他坦言。

　　在于建嵘看来，只有村民自身发展了，中国农村才有真正的出路。而村民发展，首要的一点即是如何相互协作，具体地处理村庄面临的诸如卫生、教育、养老等各种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村民当家作主，还是别人给他们当家作主的问题。

　　他希望处处以培育村民的自主能力为第一要务，他并不主张长期蹲守在村庄，他在村寨的团队也多数由村民组成，他要培养的是他们的自身能力和集体行动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必须是有限性的介入，以观察者的角色，通过和他们交谈，潜移默化地给他们提供一些规则和观念，看他们怎么变化。有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更能发挥作用。”他将之总结为“介入不能太深，永远若即若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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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并非要迫人进城

　　“一个总能弄出点动静耸动天下的人。”一位友人曾如此评价于建嵘。

　　此次担任村主任助理，于建嵘说他也想弄点动静出来：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在城镇化、工业化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知识分子有责任告诉这个国家的当政者和社会，农村还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的发展模式。”他说。

　　提及城镇化和工业化，于建嵘说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方向。但也强调，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历史很厚重的国家，农村永远都会存在。看看日本，即便是东京周边都有大量的农村。中国将来更是如此。

　　数字也佐证了于建嵘的观点：即便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70%(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以13亿人口计算，中国仍将有三四亿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且农村的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他警告说，“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城镇化不能是一个手段，一个强迫人们进城的手段。这个过程必须是自然而然的。城镇化的事情不能着急，最好是无为而治。”

　　“中国现在是大中城市占据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醒决策者，一定不要忘记农民、不能每个地方都搞城镇化。”他进一步解释：“搞城镇化的目的无非是那几点：土地的集中经营、规模经营、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不能运用政府的手强制推行，尤其是当农民还处于弱势、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成果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还坚持一刀切的原则，怎么能让这些人分享改革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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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乡村的理想和现实

　　这次纳具村的建设，他就要坚持村民自愿的原则。在慢慢培养村民公共生活规则的同时，他准备首先把布依大院建设起来，做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产业建设，这样既保护了环境，又能增加村民们的收入。

　　此外，他还计划在纳具村开办培训班、组织村民生产工艺品、组建村民表演队。“环境美好，邻里和谐，村民能够生存发展。”他向记者描绘自己心中的中国乡村美好蓝图。

　　考虑到纳具村建设资金有限，在规划的村庄建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将村民的宅基地出租给外来商人建设，因此于建嵘强调了几个“必须”：必须是村民和商人自己谈判，他和团队在建设中必须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必须保证外来投资者的建筑符合规划设计风格。“一旦农民不愿意做，我们就必须终止。因为他们才是最终的决定者，这里是他们的家园。”

　　但在这一点上，他和地方政府产生了严重分歧。则戎乡有关官员要求农民把闲置废弃的房子先租给政府，再由政府转租给艺术家和作家；而于建嵘的意见则是，让农民自己与艺术家、作家谈，政府和村委会只监督修建房子时的保护环境和民族建筑风格。

　　9月17日下午，当于建嵘在纳具村大榕树底下和村民们座谈时，几位则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挂出一条写着“依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落款为“则戎国土资源所”的横幅。后来，则戎乡政府的干部还到村里对村民做工作，要他们不要把房子租给于建嵘带来的人。如果对方一定要租，就让他们直接和乡里打交道。

　　于建嵘多次向记者表示，关于他“挂职”安章村村主任助理一事，黔西南自治州州政府比较支持，其中，9月15日他进村时一直有一位副州长陪同。但是则戎乡的有关领导却颇有微词。

　　或许正是如此，导致于建嵘声明抢救布依族村落的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不过，针对则戎乡政府有关官员对外宣称“不是乡政府不支持于建嵘的构想，而是老百姓不愿意租房子给他们，理由是大家觉得租房期限时间太长，且租金过低”的说法，于建嵘则直接否认了：“我坚持的原则是，同意就签合同，不同意绝不签合同，一切决策的主导者是村民自己。这些宅基地不是租赁给我于某人，价格上同样是村民和前来投资的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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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和政绩如何能平衡

　　按照原计划，于建嵘的村主任助理的任期是两年。“两年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中国农村的观察基本上两年就可以了，因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三年一次，而纳具村刚好经历过一次选举了。两年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新的选举。”他解释说，“另外，两年也能基本上看到工作的效果。譬如，我们对于村庄卫生的关心、建设布依大院等。”

　　但随着于建嵘关于纳具村发展计划的暂停，尤其是其村主任助理职务的迟迟未获任命，他设想的纳具村可能的变化亦变得充满悬念。

　　事实上，对于于建嵘的此次“挂职”，并非没有质疑之声。有人认为，从于建嵘高调的“挂职”行为来看，其更像是一个“微博公益活动”，而非过去公众所常见的官员“挂职”。

　　质疑者还称，于教授甚至在微博上声明，“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这分明就是一个乡村建设的志愿者。

　　于建嵘向记者坦言，自己选择了一条在外人看来没有成就感的道路。不过他又表示，“我不怕没有成就感，因为如果做不到重塑村民们的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做不到真正提高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能力，才真正说明我的实验是失败的。”

　　在他看来，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和农业现状的人知道，投资下乡、技术扶贫，可收一时之效，难筑长远之基。一旦断奶，到那时，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庄稼变成了果木。

　　现在，于建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知识分子的乡村发展理念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这，也是此前外界一度担忧的问题。

　　严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