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环保部培训NGO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特殊的培训，是环保部与环保组织的良好交流，释放了强烈信号

　　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培训：没有宣传横幅，也没有纪念品，此前所有媒体中仅一家报纸进行了报道。

　　但在民间环保组织眼里，这场培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多年来，环保部第一次主动召集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培训。

　　更让民间环保组织吃惊的是，环保部官员站在NGO(非政府组织)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演说。

　　与会者都认为，这是环保部的一种姿态，它试图与民间环保组织建立一种更为良好的沟通机制。

　　为期一天的培训班结束了，它留下一个让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本报记者向佳明 实习生刘丹 长沙报道

　　一场高规格培训

　　从北京出差5天回来，孙成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嗓子一直不舒服，他把罪魁祸首归结于北京糟糕的空气。

　　孙成是湖南公益环保组织“绿色潇湘”的传播主管，7月31日，他受邀参加环保部组织的2013年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这一天，北京绝大部分城市环境评价点测得的数据为中度污染。

　　回来后，孙成将培训班所讲的内容与同事们分享，他们希望，有一天再去北京出差不用为空气状况担忧。

　　培训班举办前一个星期，环保部的邀请电话就打到了“绿色潇湘”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发来一封比较正式的邀请函电邮。孙成从来没有去环保部参加过类似会议，这让他很兴奋。

　　几乎与孙成同时，在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也接到了环保部的邀请，工作人员将这份邀请转给了负责人马军。马军当时正在外地出差，接到这份邀请有点意外，因为在此之前，他与环保部的交流仅限于其他会议场合，比如一些项目的年会。

　　除了马军，广东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也深有同感，他介绍，以前民间环保组织召开座谈会或者研讨会，尽管有环保部门官员参与，但更多时候他们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身份，甚至有官员直接表示：“虽然我是环保厅的某某某，但我今天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

　　培训班开始前，马军并不清楚内容是什么，他的期待是，通过这次培训班，环保主管部门与民间环保组织之间会形成更多沟通与互动。

　　培训班主持人是环保部宣教司司长陶德田，这是孙成近距离接触的级别最高的官员。除此之外，民政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多位部门负责人也应邀参与。

　　根据环保部网站公布的消息，这次培训班为全国首届，共有45家环保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举办培训班的目的是“加强环境保护部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交流，更好地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在一些民间环保组织看来，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孙成介绍，今年5月，“绿色潇湘”作为主办方，邀请了湖南省环保厅的官员作演讲，但在当时，环保部门是被动的交流。

　　环保部门从“被动”到“主动”，“说明环保公共参与这块有了积极的进展，环保部门有了更多意愿去交流。”马军说。

　　“措辞激烈”的官员

　　培训班从7月31日上午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半，中间仅午饭时休息了1个小时。

　　根据议程安排，培训班第一项内容是环保部宣教司官员致辞。这位官员发言时间不长，但他多次提到了“第一次”。孙成根据对方的语气来判断，既然有了这么多“第一次”，很有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马军则对这位官员的发言作了笔记，在他的发言中，不乏“言辞激烈”的语句。马军介绍，这位官员说到：“对于环境问题中央空前重视，公众空前希望参与，而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解决起来的困难程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发言结束，这位官员返回环保部开会。马军原本以为他不再回来，不料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培训班，一直到培训班结束，而环保部宣教司其他几位官员则一直在场。稍显遗憾的是，这位官员发言时未设置提问环节。

　　接下来，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发表了题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讲座，在课件里，贾峰提到了厦门PX项目、启东、什邡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并引用了十余张图片。贾峰得出的总结是“背水一战的中国：资源支撑举步维艰、能源安全难以保证、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环保部官员用了如此激烈的表达方式，这让在场的一些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多少有点意外。马军分析，可能是这两年空气、水污染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环保部门在寻求一种突破的方案，如果不建立一个公共交流的渠道，会导致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指群体性事件)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各省环保厅也应给民间环保组织作类似培训，如果地方能力不够，可以由环保部为各省培训讲师，甚至可以由一些做得好的民间环保组织给各自所在地区做培训，组织工作由地方环保部门承担。

　　竺效还打听到一个消息，环保部接下来有可能会做一个公众参与技能方面的指南，通过这个指南，告诉民间环保组织如何操作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

　　“政府可向NGO买服务”

　　在参加培训的45家民间环保组织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是比较特殊的一家，因为它既是被培训对象，同时负责人马军又是培训人之一。

　　收到培训班议程时，马军有点吃惊，主办方给他安排的是命题作文——中国环保NGO的发展道路。马军说，退回若干年前，“NGO”这个词相对敏感，这些年有所好转，这次NGO出现在议程中，马军认为体现了新的进展，“一个长期困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问题——身份，有可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马军的课件中，同样引用了一些严重的环境污染图片，但在讲座前，主办方并未对马军授课的内容进行要求。

　　此前的环保部官员致辞中，也提到了环保NGO，“他说环保NGO要组织化、规范化，提高能力和水平。希望更多环保NGO联合起来，才能与强势的部门进行抗衡。”马军说。

　　环保部官员的这番表态，同样出乎马军的意料，“这很像是站在环保NGO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这位官员说完，马军观察了一下周边的与会人员，他们频频点头以示肯定。

　　事实上，这位官员担心的问题并非多余。今年7月份，国内一家环保NGO向发改委申请公开云南一处炼油项目的项目核准文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被发改委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不能答复”。

　　另外一个案例是，8月1日，“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太湖流域大型企业污染情况。随后，当地环保部门和部分企业对此进行了回应，但仍有企业拒不整改。马军说，这次调查，“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蹲守30余次，“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蹲守了3次，即便有两家环保NGO合作，仍有很多力不从心的地方。

　　竺效说，环保NGO发展困难，重要原因是资金困难。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可以不需要政府承担，而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向环保NGO购买服务，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就在7月31日举办培训班的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培训班开始前，马军与环保部官员进行了沟通，对方明确提到环境保护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

　　有说法据此称，这次培训班后，环保NGO的春天到了。竺效分析，环保NGO是否春天到了，要看法律和政策如何来规定，比如如何选定项目，如何招投标并进行监管。

　　环保部公开“求贤”

　　就在环保部通知民间环保组织赴京参加培训时，对培训老师的遴选也在进行中，环保部官网公布的消息称，“邀请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领域具有先进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担当”。

　　培训班举办一周前，竺效接到了邀请。

　　竺效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他推掉了部分工作。按照时间安排，他的演讲从下午1点半开始，直到下午1点，他才从外地出差回来赶到会场。

　　此前，竺效花了两三天时间来整理幻灯片，到了会场他还特意咨询了其他培训老师所讲的内容，并剔除了重叠的部分。即便如此，他的幻灯片还有132张。

　　事先竺效与主办方并未就演讲时间进行沟通，等到了会场，他才发现给他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一些内容来不及展开，“如果将这些内容全部讲完，至少需要半天时间。”

　　竺效演讲的标题是《我国公众参与的法律依据与典型案例分析》，“曝光”了环保信息公开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公示中的XX企业现象、超标违规栏目常常空白、环评信息公开缺失。

　　竺效演讲时，多位环保部官员在场，这些问题也一并抛给了环保部，但现场没有设置官员回应的环节，竺效也不知道环保部是否会对此作出回应。

　　目前，《环保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征集民意正在进行中，竺效演讲的后半段也提到了这部法律，他用的小标题是“环境公益诉讼举步维艰”。

　　在竺效演讲结束后，有两位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提问。第一位提问的是“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峰，他说《环保法》修订中将诉讼主体限定为一家的理由之一是担心引发滥诉，但他关注到一些地方环保法庭出现闲置，同时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很少收到环保信息公开申请，这说明公民运用环保法律的能力还很弱。冯永峰不知道这个理由能否成立。

　　竺效回答他，应该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环保组织就环保公益案件提起诉讼，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环保法庭一年办理的案件只有五六起，环保司法工作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实践的推动。

　　另外一位提问的便是马军，他在调研时有环保法庭提到，鉴定的费用太贵，环保组织、法院负担不起，不能开展更多的环境诉讼。因此，马军想请教竺效，鉴定费用应该全部由纳税人承担，还是应该由污染企业承担一部分。

　　竺效建议有关决策部门统筹考虑环境损害赔偿基金，让基金在列明的条件和程序下，可以用以支持部分案件的鉴定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