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优秀士兵

　　廖卫昌和他的队员们一步步走来。在杨丽看来，丈夫豪爽、乐观又有担当，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也是生长在教师家庭、条件优越的杨丽放弃诸多追求者而选择他这个农家子弟的原因。

　　廖卫昌是在浙江的武警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退伍后2001年分配到城管队的，服兵役的那几年，父亲廖天兴每年都能收到从部队邮来的“优秀士兵”证书。

　　1977年出生的廖卫昌出生在一个退伍军人家庭，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二。他的母亲是农民，父亲廖天兴早年在云南、贵州等地当过铁道兵、警卫，押送过炸药包，看守过油库。上世纪70年代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郴州市东波有色金属矿厂做会计，在此后为了与妻儿团聚回到老家临武，并在某粮站工作，不过因为粮站在改革中破产，廖天兴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内退。

　　廖卫昌的叔叔廖细兴也是一位军人，在入伍参军后不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这样的家庭仍保留了军队的习惯，纪律要求严格。尽管家庭不富裕，但廖父本身热爱读书，自学历史，他也希望三个儿子都能好好求学。儿子们没考好时，廖父会用筷子敲打他们掌心，廖卫昌并不回嘴。

　　与同龄人相比，廖卫昌乖巧有礼貌。他的中学班主任刘老师记得在很多年后，两人偶遇街头，廖卫昌远远地就冲他招手，并大声地问好。

　　廖父至今住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单位家属院，57平方米，设施简陋没有独立卫浴，屋内唯一的电器是电风扇，这也是廖卫昌和他的兄弟一起长大的家。

　　在廖天兴的印象里，廖卫昌少年仅有的调皮是和幺弟撕扯被子打闹。而在杨丽眼中，比他大3岁的丈夫显露出超年龄的老练。“我带女儿出去，他总要提醒不让陌生人拍照，小心坏人用照相机喷出迷药。”廖卫昌会念叨杨丽要小心各种社会和人情陷阱。

　　18岁，廖卫昌兴冲冲地报名征兵，各种体检关均通过，最后以指标不够落选；而条件不如他的某些干部子弟却成功入选，如此三次，直到20岁，他第三次征兵，廖极力要求父亲去托老领导说情，这一次顺利入伍。

　　在廖天兴眼中，儿子并不显露出特别的争强好胜，不过遇到挑战时，他也不肯轻易认输。

　　廖天兴对一件事情记忆深刻，廖卫昌刚入伍没多久，表现优秀被班长看中重点培养，这让比他早几年入伍的老兵很不服气，并有意无意地找茬。“廖卫昌找到那个老兵，跟他打赌，比几项技能，如果廖卫昌赢了就别再找麻烦。” 那一次，廖卫昌赢了。

　　“这样子打人要不得”

　　廖天兴家离儿子的单位不远，老人每天探过窗口就听到儿子在催促流动小贩搬离的声音。

　　事发当天8点多，廖天兴又听到了这个声音。家里的电表坏了，他想让略懂电工常识的儿子顺道上来帮忙修理一下。电话打过去，那头是急促有些不耐烦的声音，“我现在在忙，没时间过去，一会下班帮你叫个电工吧。”

　　当时走在路上的陈英(化名)目击了廖卫昌和邓氏夫妇第一次冲突的一幕。

　　她看到，城管在大声催促黄细细搬走。其中一名城管“拿起了四个瓜就走”。黄细细上前理论，随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有城管折断了她的秤杆，并要将她抬进执法车。“周围的人在呼叫，他们才把黄细细放下。”

　　陈英记得，城管走的时候，黄细细又骂了一句，有两名城管折返，其中一人打了黄细细一巴掌。

　　正在附近购买抽水机的邓正加赶忙返回，也参与了争执，后被周围的人劝离。

　　随后，邓正加和黄细细把瓜摊挪到了文昌路与临武大道路口，那里有两块允许摆摊的“自产自销农副产品临时销售区”。在路上，夫妻俩花22元钱重新买了一杆秤。

　　将近11点，廖卫昌、邝亚平、袁诚6人又开着面包车再度巡逻到了邓的摊子前。

　　接送小孩回家补课的郭五英听到路边的争吵声。“女的(黄细细)骂得很难听，当时城管在摄像，她说你再摄像，我就用西瓜砸你们。”

　　黄细细事后承认，当时的确骂了一句“你们是土匪。”她解释，这是因为城管队员要求交100元罚款，她交了但对方没有开具发票。

　　在郭五英看来，黄举起那个西瓜只是做做样子。

　　当时，邓正加正在吃饭，他把饭碗放下去拿秤，秤还没拿起来，执法车里跳下来几个人，肢体冲突开始。

　　有围观的人看到，五六个人围着打夫妻两个，很快黄细细就昏厥了。

　　郭五英看到，邓正加苦撑在地上，脸上很痛苦，有摩托车司机劝城管人员：“这样子打人要不得。”城管人员回说，“兄弟你不要管，不关你的事情。”

　　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在冲突中黄细细撕扯得很厉害，把几名队员的胳膊和胸都撕伤，他还看到，黄细细咬住了其中一名城管的胳膊，“咬得很厉害，差点把肉都咬下来。”

　　邓正加在冲突中死亡，黄细细在撕扯中扯下了一名城管的胸牌，写着“廖卫昌，执法三大队大队长”。

　　冲突到底是如何爆发的？至今没人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