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牌坊的寻找，历时一个月。这段旅程最大的痛苦在于，牌坊在那里，但人却渺然无见。就是说，我们很难在那些或者得意洋洋或者沐雨栉风的牌坊里，找到——人的痕迹。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关于贞女节女烈女的，任何生活细节。

　　牌坊们像一个个空洞的符号，散落在土地上。她们或许诉说过但没有人倾听；又或许她们什么都不想诉说。在记载完家族的所谓“荣耀”后，她们的一切就此湮没。那些属于“人”的所知所感，从来没有人在乎。

　　本题不打算把牌坊和女权男权进行任何勾连。起码的道理我懂：用现代人的思维逻辑，去判定非文明时代的是非曲直，就算不是可耻的，至少也是荒谬的。

　　还原一个时代下，某些女人的生活细节，是这段旅程的终点。那里没有鲜花和丰碑，只有一些娓娓道来的倾诉。这已是全部。

　　最好的记得，不是城楼或者牌坊，而是人的故事，在说，在听。

　　“那时守寡的女人在夜里睡不着，会往地上撒一大片黄豆，捡了再扔、扔了再捡，累了就睡了”，在郴州寻访贞节牌坊时，汝城文管所陈副所长谈及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关于守寡女人的生活，另一种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不过，程颐所言的“失节”并非专门针对女性，指的是古代男人的气节与骨气，正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捡黄豆”又会是守寡女人生活的全部吗？

　　很遗憾，我们极力探寻贞节牌坊旌表者的内心世界，但她们都没有留下自己的自白，甚至稍细腻一点的事迹。在男人主笔的传记、族谱中，妇女是被动地被记录，习惯性地缺位。

　　是什么令她们走上了贞节之路？这条路途又是怎样的呢？

　　遭遇夫亡，在嫁或不嫁之外，庙观也是古代寡妇的一个去处

　　据澧县余氏族谱记载，余罗氏夫亡之时正值29岁，汝城的袁为宪病故时，其妻朱氏刚25岁，她们都终生未再嫁。

　　其实，《汝城县志》载，有不少亡夫后的寡妇其实是可以从容改嫁的，因为“翁婆劝其嫁”、“叔伯嫁其出”等。尽管官府并没有禁止妇女改嫁，即在传统中国的正式制度中，国家并没有剥夺丧夫妇女的这项权利。但是，也有妇女在夫亡后，当其婆家劝其改嫁，一劝时恼怒，再劝则自尽，痛快地成了烈妇。还有更刚烈的：清咸丰九年，太平军自南杀入汝城，43名妇女在战乱中或“恐贼污投河自尽”，或因“夫从军亡自尽”，或因“夫被贼拿自杀”，她们都成了节妇。

　　相比之下，余罗氏、袁朱氏的贞节之路则要远得多。明代《皇明制书·吏部职掌》规定：“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受诰敕追夺，断罪离异。”她们丈夫获得的爵位或荣誉称号，在改嫁之后将被剥夺。此外，她们选择坚守贞节，应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余罗氏接管了丈夫的家业，有方圆达二十里的田地；袁朱氏则受到袁氏家族(为当地望族)的接济和保护。

　　如果优越的生活条件无法令余罗氏放弃改嫁，她也将遭受阻力。明朝天顺年间，一位五品官员娶再嫁之妇朱氏为妻，在事实上造成了女子失守贞节，被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明英宗竟直接干预，着令将其下狱审讯。这是来自该女子亡夫所在家族的压力，因为寡妇改嫁足以令其颜面扫地。

　　哪怕是到了1926年，汝城县土桥乡永安村18岁的姑娘何玉莲，由父母包办许配给附城乡上水车村朱俊德为妻，未及过门，朱俊德即患病去世。何玉莲父母却认为，一女不能嫁二夫，逼迫女儿缟衣素服，到朱家抱着灵牌成婚。何玉莲从此憔悴而殁。

　　改嫁并不是一条好出路，对于平常人家而言，守节的寡妇操持家计无疑会很艰难，她们会“看破红尘”，走向庙观则成了另一条活路。在何玉莲所在年代，仅安江的胜觉寺就接纳了50位半路出家的尼姑，凤凰县则有女庵76座，女尼达160多人。庙观，成了古代守寡妇女在坚守贞节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开始守寡，她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只是纯粹的女性

　　一位17岁出嫁，18岁守寡至80多岁，养育遗腹子成人，并最终儿孙满堂的老妇人，临终之前，召集各辈媳妇，诉说了坚守贞节的艰辛和难忍，劝说她们不要轻易守寡。——这是清代中期戏曲《谐铎》中的一则故事。

　　老妇人所称的“艰辛”和“难忍”究竟如何，在前文“捡黄豆”的故事中已有体现。与“捡黄豆”类似的，还有清代《志异续编》中的记载：一女子年轻守寡，每当夜深人静，将钱撒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等捡完了，人也累得筋疲力尽了，那时才得以躺下就寝。黑夜漫漫，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之下，着实难忍。

　　至于艰辛，即便是家境富足的余罗氏，为照顾老人也需要“日夜左右之，泊乎寝疾”。袁为宪之妻朱氏体会更为深切。一天，朱氏割下了身上的一块肉。此举的目的是给她的小姑配药医病。袁为宪在朱氏25岁时就已去世，两人只生活了7年，留下3岁的长子，及尚在吃奶的次子。强忍悲痛的朱氏发誓要抚育两个儿子，日忙外，夜忙内。白天为生计不辞劳苦，略通文字的她晚上还要辅导两个儿子挑灯夜读。朱氏出自名门望族，祖上为明代大学士朱英。在她看来，小姑有病，需时常服侍，为使之痊愈不惜割自己的肉，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余罗氏、袁朱氏等人所承受的“艰辛”是要多过“难忍”的。她们将儿子拉扯大，并使其博取功名，如余罗氏之子余曰亶为五品州官，刘来氏之子刘北梅官至户部主事；此外，节妇对上还得孝敬翁婆，养老送终，我们所见的贞节牌坊中有为数不少的，是以“节孝”名义建造的。

　　在贞节之路上，她们已然挑起了原本属于丈夫的、上养老下育儿的重担。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她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只是纯粹的女性。换言之，“寡妇门前是非多”，多数是存在于他人的臆想之中。

　　但是，她们的贞节之路依然漫长。

　　烈妇跑了百米冲刺，守15年的如中长跑，余罗氏则是马拉松

　　郴州北湖鲁塘，何氏家族在清光绪年间就申请建节坊，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获得准许。与之类似的，申建节坊的时间跨度短则数年，长的有十多年。一个主要原因是旌表者的守节没有获得官府的认可。

　　明代初期规定，表彰的贞节女子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30岁以前守节，至50岁不改嫁或50岁前身亡的节妇；二是没有结婚丈夫即死，为夫守节或绝食自尽的贞女；三是遭遇坏人守节致死、强奸不从致死，或者因为遭人调戏而自杀的女子；四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安全而献出生命的女子。

　　其中，二、三、四项的情况主要为以死守节，一项则为夫亡后不改嫁，若以时间长度作衡量，第一项的情形显然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到了清康熙朝，规定更为细化：只有30岁以前亡夫，至50岁以后完全守操者，守20年以上方可旌表。雍正元年又有了补充说明，30岁以前亡夫，超过40岁未满50岁而死亡，守节15年以上也可旌表。更重要的是，清朝还对“贞节”进行量的细分，即针对妇女守节的含金量不同，以守寡者年满15年、20年或30年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这些条条框框，严格地规范了节妇的评定标准。如果守节是一场与生命的赛跑，以时间长短为考量的标准则分出不同的赛制，“恐贼污投河自尽”的烈妇跑了百米冲刺，守15年的如中长跑，余罗氏则是马拉松。

　　但是，守节时长的节点并非贞节之路的终点。若其子女没有获得较高的成就，朝廷是不会准建牌坊的。她们或像余罗氏其子当上了五品州官，或经商致富，且对地方有些善举，才具有旌表、宣扬的社会意义。

　　作为清朝的一项制度，这套评估节妇的标准终止于辛亥年。然而仅三年后，袁世凯搬出了全新的《褒扬条例》：(1)节妇条件：守节年限从30岁以前到50岁以后。但年龄不到50岁而死亡的，守节年限达到6年的也可。(2)烈妇、烈女条件：凡是遇到强暴不从，导致死亡，或者羞愤自尽的，以及丈夫死后，自己也不想活，殉夫而死的。(3)贞女条件：守贞的年限要求与节妇相同。在夫家守贞死亡的，或者守贞没到规定的年限而死亡的，都算在内。

　　这是袁世凯在百般忙碌之中特意抽出两天三夜，独自斟酌，反复推敲出来的。只不过，在他死后，几房姨太太随迁天津大营门的袁宅，分门别户，之后各奔前程，袁家也就随之瓦解了。那些曾被灌输《褒扬条例》的姨太太们，终究没有一个为袁世凯去做节妇、烈女。

　　坚持走到贞节之路的终点，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在此次寻访期间，无论常德澧县的余氏族谱，还是郴州汝城的袁氏族谱，或是郴州北湖的何氏族谱，无一不记载有族中的节烈妇女。其中，以死殉节的妇女占有不小的篇幅，她们的传记虽短，关于殉节的死状却是翔实的，如“投水溺亡”、“上吊而死”等。无疑，这些殉节者的故事都是悲剧。这合乎一种流行的观点：每一座贞节牌坊的下面都有一个妇女在呻吟。

　　相比而言，余罗氏所说的“何坊焉(何必再建牌坊)”那番话，就更好理解了。她在守节数十年之后，终于看到了其子成就非凡，家业兴旺，建不建牌坊已经无所谓了。

　　在浏阳，涂刘氏的丈夫涂文绶24岁病逝后，过了长达33年的守寡生活。1895年，光绪皇帝特批涂氏族人为涂刘氏建立贞节牌坊。在建牌坊的同时，涂家还为老妇人修了一座大宅，并请湖南巡抚陈宝箴题写“操并松筠”的匾额。然而，刘老妇人硬是要把宅子命名为“锦绶堂”(苏维埃湖南省政府曾在此驻扎过)，一者丈夫被朝廷追授穿锦袍、佩绶带，再者丈夫名字中有“绶”字。锦绶堂就成了这位贞节妇女为纪念亡夫而建。在其心中，对丈夫的依恋毕生不渝。

　　作为被官府认可、并准许建坊的守节妇女，她们还将为家庭获得另一项特权。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这种奖励措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意义是非凡的。不少人家为了贪图荣利，甚至把寡妇的年纪更改，以符合被旌表的条件。这一造假之风曾一度流行，不然明宪宗不会在成化元年奏准：“如有夫亡时，年纪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

　　由此可见，寡妇坚持到贞节之路的终点，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进而使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数字

　　至清代，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名节妇、烈妇

　　据《汝城县志》记载，节烈妇女在宋元两朝各有一位，明代有二十位，清代则超过了三百位。而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节妇、烈妇”唐代只有五十一人，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明代三万六千人，至清代，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人。

　　湖南旧志中的贞节女子

　　平江有数可计、有地可查的“贞节牌坊”就有42处，有妻妾同为一夫守节的双节坊；有为未婚夫守贞不嫁的贞节坊。用匾额和文书旌表的就更多了，同治平江县志载共旌表烈女节妇773人。宜章旧县志《烈女传》中记载600多名贞节妇女，最小的13岁。泸溪县志记载，明代至民国初期节烈女子395人。凤凰厅续志卷15《烈女志》中记载：节妇157人，节烈5人，贞烈4人，贞孝7人，节孝7人，共180人。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