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溪牌楼村，余氏后人立了一座亭子。将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遭毁的余罗氏墓牌重新立了起来。

　　□撰文/邹伯科 摄影/朱辉峰    贞节牌坊，仅民国初年，在湘南小城汝城就有47座。上至明代，下抵民

　　国，穿越回去，会如此频繁地跟路标般显著的牌坊相遇，几乎可以总结出一部“牌坊里的中国”了。

　　这盛极于明清让人情感复杂的历史符号，到如今整个湖南所能找到的，却已不到20座。属于它的时代已过去，它所携带的伦理观念、政策、礼仪、建筑信号，却一直都在静默的石头砖头中存在，任我们打量。

　　只有那泯灭于时光，女人们真实的面貌与故事，我们是无法复原的了。

　　2013年4月27日，正值农耕时节，在常德澧县车溪乡牌楼村一组，一处田野尤显空旷。“这里种不了什么东西，那些石狮、石狗会半夜里吃庄稼”，79岁的村民余先略半开玩笑道。他所说的“石狮、石狗”属突兀于此处的余家牌坊，周边田野之所以还没有种植庄稼，是因它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

　　2006年余家牌坊成为“国保”。经国家文物局许可、省文物局同意，2012年12月初，澧县文物局开始为其搭建临时性保护棚。4月23日，该项工程通过了省文物局专家组的验收。

　　“那时要建一个上档次的酒店，把它拆了，没人管的”

　　“做婊子又立牌坊，这话太难听了，这是对女人的不公平，这样的牌坊还是不要为好！”5月6日下午，在浏阳沙市镇杨林村的一片农田尽头，40岁出头的李姓村民如是说。他面对的一座贞节牌坊只剩下主体框架，在烈日下通体发黑，极似乡间普通的木架子，稍显荒凉。此前，我们在沙市镇绕了近一个小时，一度还被村民误导至一处近年刚修建的“丰收新村”牌门。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当日上午，我们到株洲醴陵寻访一座贞节牌坊，却被当地文物部门领到一处功德牌坊前。据省文物局老专家谢武经回忆，十多年前对全省文物普查时，醴陵市黄泥坳街道有一座袁氏贞节牌坊。对此，醴陵市文物局邹副局长的回答是，“那时要建一个上档次的酒店，把它拆了，没人管的”。

　　即便是余家牌坊，当年也曾差一点被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拉倒。而作为“省保”的岳阳云溪区田坪的刘来氏牌坊、“市保”的郴州汝城马桥乡上流节坊等，它们上面的铭文都曾被抹上一层厚实的泥灰，以此掩盖其贞节牌坊的身份。在湘南郴州宜章黄沙堡仅距一百米的两座贞节牌坊，建于乾隆二年的蔡门黄氏牌坊至今屹立于村口，另一座不知名氏的牌坊则身首各异，在一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房屋里充当了下脚料。实际上，前者其实也曾遭遇拆除，只是后来被组装了起来。

　　而能像余家牌坊这样“好运”的，则不是很多。“余家牌坊在前年就多处剥落，因为它的石材抗耐不强”，因此多了这样一个保护棚。作为古建筑专家，参与该工程设计、验收的刘叔华心感宽慰，只是他在微博里发出余家牌坊保护工程的图片后，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异议，“外加的这个玻璃罩，改变了原来的建筑景观”。

　　在湖南，贞节牌坊最密集的地方在郴州

　　此次始于常德澧县的寻访，断断续续进行一月有余，结束于郴州北湖，总计亲眼看到约十座贞节牌坊，最为密集的地方为郴州，四天里，我们相继遇到6座贞节牌坊，它们或在同一村落，或跨古道之上，有的属同一家族，有的则是一家之中的姑媳双节坊。

　　这些贞节牌坊得以存留至今，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文物部门的努力，同时也少不了当地村民的保护。前者是政府统一行动，后者则是村民自发而为。

　　作为文物，贞节牌坊的“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与“贞节”相关的历史，而“物”则是“牌坊”这一建筑本身了。就保护贞节牌坊而言，政府部门似乎更倾向于“物”的保护，而村民更看重其“文”所含着的往事。

　　在汝城文物局推荐上流节坊为市级文保单位的材料中，约有七成的篇幅是关于牌坊建筑的工艺、结构、风格等，对此座牌坊所旌表的朱氏介绍不多；相比之下，一问及此牌坊，当地村民莫不大谈朱氏当年如何坚守贞节、养家育子等。

　　汝城的李氏、卢氏、叶氏、陈氏祠堂都于今年升为“国保”。探访四个祠堂时，有老人回忆称各家祠堂周边都曾修有贞节牌坊，但现今已无踪迹。此外，另一“国保”范氏祠堂门口依然保存着完好的绣衣坊，曾经的贞节牌坊却早已毁灭。资料记载，光一个汝城，仅在民国初年，就有多达47座贞节牌坊。以此推广之，当时湖南的贞节牌坊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数量？但是，我们这次通过所有途径能找到的，已不过20座左右。相比其他的古建筑，贞节牌坊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节寿亭与义井，其实都是贞节牌坊的“变体”

　　在郴州卢阳镇新井村，义井是一口挖掘于宋代的古井。其时，一位女人自幼丧失双亲，由叔父抚养后，再遭叔婶双丧。她终身不嫁，于宅旁掘井，养堂弟娶妇成家。这位一生“守贞”的女人，在当时或许显得有点异类，因为身为宰相的王安石还力劝守寡的儿媳改嫁，甚至还为其谋觅夫家。令其没有想到的是，死后数百年，她所掘的那口水井被明朝皇帝朱元璋封为义井。

　　贞节的观念始见于《礼记·郊特牲》，“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汉元初六年，孝安帝布诏“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贞节牌坊由此以“厥”的雏形出现。贞节和牌坊正式联姻是在明朝。《明会典》记载，朱元璋甫一登基就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从此，贞节牌坊成为贞节观念、贞节制度符号化、定型化的象征。——而义井只不过是贞节牌坊的一种变体。

　　另一种变体，出现在郴州北湖区鲁塘镇村头村，它是一座风雨亭。这座名为何氏节寿亭的建筑，跨立在自桂阳至郴州的古道之上。可以想见，与普通的贞节牌坊相比，不只是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更有多少挑夫过客在此避风躲雨时，读看亭墙上的坚守贞节之事，并将其传播扩散。不同的是，节寿亭修建之时，已是民国十年。

　　义井与风雨亭，是我们在历时一个月余，自湘北、湘东至湘南，所发现的贞节牌坊中的异形。更重要的是，一个发端于宋代，一个出现于民国，两者的寿龄恰是两个极端，中间跨过的是明清两代、模样规矩的贞节牌坊。

　　贞节牌坊绝非有着同一个面孔，也不可能藏着单一的内容，更不是一个孤零的建筑。我们尝试呈现贞节与牌坊更深层、更全面的关系，重新打量、探寻这一完整的“文物”，发现更真实的“文”，更具体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