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这个“秘密”，在温庆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温庆福把它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

　　这个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极善良的一个人”，曾经冒着酷暑去报刊亭买两瓶矿泉水，递给在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人，“换成我，我也会觉得他们辛苦，但可能不会想到要去买水。”

　　左淑英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作为最了解温庆福的一个身边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赏丈夫的为人，“工作中批评了下属，他回来都会内疚的。”

　　尽管如此，写道歉信的举动，还是让她觉得诧异，因为“此前从未提及”。

　　在温庆福自己看来，这种即使放在大环境里依然并非孤例的“致歉”与“和解”，却有他自身独特的心理形成逻辑。

　　退休之后，温庆福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书籍，胡适有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宽容”。

　　他说，他这一辈走过来的人，经历过历史，也最不能忘却历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温庆福每天都会听上一段，“从历史尘埃里走过来的人，有勇气面对、回忆、思考，才会给后人留下希望。”

　　“所谓六十耳顺。什么叫耳顺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听得进去。”温庆福说，这也是他最终将心中愧疚化成文字，并以此希望得到“心灵救赎和宽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温庆福从益阳调回到长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食堂里，他碰到了张琼英的小女儿罗飞，两人寒暄了两句，温庆福脑海中瞬间闪过了“张老师被抓走时几个孩子恐惧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却没有“道歉”。

　　书房一角的光线“耷拉”下来，老人的脸闪过片刻的严肃与不安。他摸出一根烟，点燃，说：“因为那时候的自己，没想过要道歉。”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中，温庆福不再去想那段“称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于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从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说起过去，他也只字不提。

　　如今，他已经过“耳顺”之年，他一直挂念的张琼英老师也已经快90岁，“如果还不道歉，那我们就都太老了，就真的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