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是救灾的最差选项

　　应急的同时要强调最小的成本――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救灾需要专业分工、科学调配，唯独不需要悲情。

　　文字作者：陈鸣(新浪微博@拨惹尘)

　　本文首发于2013年4月21日，这是“滤镜菲林”频道第13篇文章，[我闻]栏目第5篇。

　　理论上，早在2007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地震应急预案覆盖了100%的省、96.4%的市和近70%的县。

　　但是预案归预案，要将预案纳入到政府行政机制里，灾时实现无缝转换，并不容易。很多地方是在经历过汶川地震之后才意识到应急救灾预案的重要性。

　　汶川地震时过4年，去年我去云南昭通采访彝良地震，发现从反应速度而言，地方政府已经十分迅速。

　　地震刚一发生，当地市防震减灾局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通报震情，在第一时间启动部门应急预案，并在震后15分钟内根据辅助决策系统生成震后灾情初步评估报告。

　　震后20分钟，驻地的消防和武警队伍即赶到震区入口集结。震后30分钟，市级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启动。

　　这得益于几个方面：

　　其一，西南几省的防震减灾演练相对到位。每个县都有地震应急预案，甚至有些乡镇也有预案，学校等人口稠密的单位都进行过地震演练。

　　震前半年内，当地刚刚进行过一次防震减灾系统地震应急通信演练。参与的人员有全市11县区64名工作人员参演，应急通信保障车辆13台，模拟了地震发生时如何迅速恢复通信。地震发生当日，地震应急通信车和通信指挥车在现场迅速搭建起来。

　　其二、目前西南数省目前县级预案编制已相对到位。

　　在目前中国的地方体制中，县级政府能够直接掌控的人、财、物力资源相对丰厚。当前西南省区的县级政府，一般都有30-50个职能机构，如果加上党群、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等组织，约有70个左右的县直机构，公务员规模一般都不少于1000人，如果把县级政府所管理的事业单位算进去，人员一般不少于1万人。

　　在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的特急期内，县级政府扮演着灾区现场抗震救灾的第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方盛举在接受我采访时表达了他的看法：在经过多年的预案建设之后，目前西南县一级政府在应急救灾方面完全能够做到有条不紊。

　　其三、汶川地震时期混乱的领导机制，同样在实践中相对理顺。省、市、县各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挥长，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而不是党委书记。

　　现行的预案对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设置也有具体的要求，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别牵头，一般分为十个组，负责抢险救援、医疗、人员安置、交通运输保障、次生灾害防护、社会稳定、伤员手术、宣传报道以及协调外来援救队伍等事项。

　　这样使政府部门的权、责都非常明确，每个救灾阶段的工作也相对清楚。

　　我去年采访的几位专家都有一致的看法，现在西南几省的地震救灾已经不存在反应速度、资源不足等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救灾、精细救灾。

　　一种情况是响应级别过高。

　　比如2007年普洱发生6.4级地震，国家启动III级应急响应(I级为最高，IV为最低)，按惯例由普洱市领导抗震救灾即可，最后却是由省级政府领导。

　　第二种情况是误认为灾区的救灾力量越多越好。如果省、市(州)、县组织架构不精细，协调不好，救灾力量也可能相互对冲。

　　“应急的同时要强调最小的成本――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应对汶川地震这样的地震巨灾，需要举国机制。但应对像彝良地震这样不到6级的地震，并不需要举国机制。”中国国家减灾委的一位专家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彝良救灾中，我观察到令人担忧的情况――一个不到6级的地震，伤亡也不大，不仅总理连夜奔赴，国家媒体资源全面投入，在社交网络上，各种大V小V也在竭力营造悲情。无尽的炒作导致最后灾区物资堆积如山，浪费惊人。

　　灾区最终也成了庙堂和江湖种种人士努力露脸的机会。仕途、名声皆在其间。可是救灾就是救灾，现在这个阶段和汶川时的上下无措不同，它需要更加精细化，因此需要专业分工，也需要科学调配，唯独不需要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