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剧烈扩招，队伍鱼龙混杂，部分学生“动机不纯”，导师坦言不好带

　　当导师们被口诛笔伐之时，这场争议中，另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主角也渐渐走进舆论视线，他们正是陈儒军眼中那些“士兵”。

　　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如果一个学生不是奔着学术来读研的，再好的将军有用吗？“事物发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

　　事实上，这般严苛的研究生规定并非首例。早在今年3月，彭真明就开始要求学生每周一至周五分别在9：00、14：45、19：00三个时间段进入实验室时进行指纹打卡，但由于学生意见较多，最后只能作罢。

　　彭真明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大不如前了，“10年前，甚至是5年前都要好些”。他认为陈儒军带研究生时间不长，加上“严师”的名声在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差生，否则这样的规定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和以前学生为了兴趣爱好而做研究相比，现在的学生“目的不纯”。

　　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学生选择在国内读研的第一理由是“就业前景好”(34%)，第二是“想去更好的大学”(29%)，而“想做学术研究”的比例只占9%。

　　“以前的学生很能干，做算法、做软件，现在学生很多装个系统都要求人了。”彭真明称现在学生“技能越来越差，想法越来越多”。

　　不过，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无可厚非。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胡一坤告诉记者：“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热爱科研从事科研吧。”在他周围，读研的同学大多还是为了将来能有好的就业前景，文凭能够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巨大的就业压力，让他们觉得“输不起”，“不可否认我也是其中一员”。

　　事实上，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和过去一个导师只带一到两个研究生的“一对一”模式相比，在研究生扩招的大环境下，如今一个导师更多地是在面对多个学生，一般来说，两三年下来也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做事”。彭真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真正能自主自觉学习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需要导师的指引。

　　师生关系变质，何时回归学术？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和他们求学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老师就带我们两个学生，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陈儒军回忆，过年时他还会到导师家里吃年夜饭，而现在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很多学生可能一年到头也没见过导师几次面。

　　“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认，自己对于纯粹的科研的确不感兴趣。在当下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学生希望早日获得文凭出去工作，学校的研究环境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实习、接私活甚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今年3月，本报就曾报道过这一现象，对那些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好工作、发表足够分量文章的导师，学生们常常是削尖脑袋“疯抢”导师，请客吃饭送礼等各种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无闻、专攻学术的导师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相应地，导师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评职称、拿经费，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再只是“培养一两个杰出的人才”。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网友在陈儒军的博文下这样评论：“现在这样的导师太少了”。

　　彭真明认为，许多70后80后导师心态变了，“没那么有耐心了，学生毕不了业导师也要负责任，混毕业了，就没啥责任了。”与其把无心学术的学生绑在学校，还不如给他们文凭，帮他们毕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还是期待国内研究生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

　　事实上，对此次处于舆论漩涡中的陈儒军，他的学生对这位“最严导师”并未表现出争议中那样的“反感”。“早就听说陈老师是这样的风格，老师很不错，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做过项目。”陈儒军的研究生张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当初就是冲着陈老师来的，“陈老师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生源很好。”

　　陈儒军告诉记者，张明刚读研时写作水平很差，每次汇报都有不少错别字。但一年的训练让他的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汇报还是有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儒军指导研究生的成绩“还不错”，比如，他所带第一届研究生全部进入中兴通讯从事开发工作，这在中南大学该专业是首次。“甚至有已经工作的学生辞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团队。”

　　不少网友就此将陈儒军的最严十五条规定称作是向学术关系回归的一种尝试，“师生间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治学与求学吗？”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原标题：“史上最严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