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有乘客证实当车辆由北朝南向城内方向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张云良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并点燃引起车辆燃烧。

　　以自杀式杀戮来结束生命的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性格上都是自私和张扬的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葛江涛 | 北京报道

　　成都公交燃烧案嫌犯最后轨迹

　　在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眼中，张云良在成都所实施的是典型的“报复社会型犯罪”。

　　“预谋性和突发性，手段简单，行为外露，作案时间短，行为疯狂。”在童星交付给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及其对策》中，报复社会型犯罪一共有5个行为特点，“观察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可以发现，几乎全部满足这些条件。”

　　他的结论是，在“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投毒、杀人、爆炸、劫持等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将增大，而这种犯罪的一个最大特征是：报复者的异乡人身份比较明显。

　　在研究者看来，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

　　对于纵火者张云良的心理动机，本刊还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谨。李教授曾在马加爵、邱兴华伏法前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试。而这一次，她只能通过第三者的描述来分析。

　　在她看来，促使张云良采取自杀式杀戮，报复社会的心理是炸药。“导火索只是刺激，而炸药则是人的心理问题。只要炸药存在，很多小事都会成为导火索，最后导致爆发。”

　　什么都不成，又不甘于失败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李玫谨认为张云良与邱兴华更为相似，“他们都曾经是聪明的人，年轻时有想法，被周围人看好。”

　　媒体的报道勾画出，张云良是个聪明而自负的人。比如年轻时的“丢表事件”，张的举动只是想表现自己的聪明和警方的无能。

　　在事业受挫之后，“他表现给别人的是吃喝嫖赌，但这掩盖不住他的孤独。虚荣、要强和要面子害了他。”李玫谨说，这与邱兴华的情况类似。

　　邱兴华把地低价卖掉后发现地很值钱，养鱼的时候发大水，承包工程的时候又有工人受伤，“最后什么都不成，又不甘于失败。”

　　在李玫谨看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疑问：这样一个62岁的老人，为什么有家不回，“他受不了在老家的不风光”。

　　恰恰张云良又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的差距不断拉大的时代。童星认为，这体现了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因素。

　　差距给了很多有“想法”的人更大的压力，张云良就是其中之一，报复社会的心理可能由此而生。

　　“他们一遇到时机就可能挑起事端，并且不计后果。”童星说，暴力就此成为最佳选择，“这样他们的心理就得到了‘平衡’，就从治安事件给社会或他人的危害后果中得到满足。”

　　按照这个逻辑，带一桶汽油上公交车点燃和在公交车上因为琐事与人发生强烈冲突，其根本原因可能是相同的。

　　“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或受挫的时候，通常会对使自己不快的人表现出攻击性。”童星说，而当无法接近这个令他不愉快的根源时，就会将愤怒发泄到其他替代物上。

　　当个体承受没有明确指向的社会压力时，他向社会发泄就显得“理所应当”。

　　童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所遭遇到的一件偶发事件，都可能激发聚积已久的被剥夺感、挫折感，从而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或者行动。

　　社会的压力不仅来自于经济问题。

　　李玫谨告诉记者，马加爵在大三就买了台二手电脑，上网后看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比如关于性的内容，生理的冲动让他有了尝试的想法，“被同宿舍的人发现后，这个来自传统家庭的人觉得再也没有办法面对，他只有杀人。”

　　就像一种怪病

　　不过在李玫谨看来，近年出现的极端报复社会事件，虽然与社会背景和经济压力有关，“主要还是个人心理问题，属个案，就像一种怪病。”

　　她说，以自杀式杀戮来结束生命的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性格上都是自私和张扬的。在类似案件中，即使身边的人提前发现问题，也很难解决，“他们都是自己不想活了，结果还连带把别人也害了。”

　　此前，有舆论认为，应注重对该类人群的心理辅导。对此，李玫谨觉得作用有限。“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期待太高了，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人在急难时可以帮，但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那是没法帮的。”

　　她解释说，张云良已经62岁，所有性格及心理特征稳定，一旦打算危害社会就是最可怕的。

　　李玫谨觉得，张云良的自杀式杀戮符合他的性格，“以特别大的声势来结束自己”。

　　但她心中仍有疑问：张和家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成都市是否还有他的朋友或者可信赖的人？“一个人生活，甚至身边连条狗都没有，这样肯定会出事情。”

　　对于日益增大的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童星向江苏省决策者的最主要建议仍是，尽量讲求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距，同时健全社会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