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晶实习生王渠平长沙报道 6月5日下午,一声婴儿啼哭响起,一个新的生命降临。但当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医院手术室,而是长沙市救助管理站的“临时产房”。
婴儿的母亲几天前被送到救助站,在此期间一直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她是谁?为何会在救助站里迎接自己的孩子?
5月30日 流浪孕妇被送到救助站
她被送到救助站,是5月30日的下午。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吊带裙。
送她来的是五里牌派出所的一名民警,民警说,当时她已经在朝阳一村附近流浪两天了。因为拒绝提供准确的身份信息,只能移送救助站。“那天气,只穿一件裙子肯定很冷。”
“除了说她叫张方方,27岁,河南人,其余的信息她始终避而不谈。”救助站业务科副科长章震说,派出所的笔录材料上有她提供的一个身份证号码,但是警方查证后发现并无此人。
她只求助食宿,对其他情况不愿多谈,甚至拒绝在救助材料上签字、盖手印。
“当时一眼就看出来她是个孕妇了,不签字也只能先安排住宿。”救助站儿保中心和女成人救助区副主任易茜说,当天本打算带她去医院做产检,但她十分抵触。“我们驻救助站的张医生替她做了检查,发现已经怀孕9个月左右了。”
救助站将她安排在一个四人床的房间里,考虑到孕妇需要,工作人员将房里中间两张床推到一起,腾出空间。
5月31日 她改口了,说自己是石门人
因为情况特殊,救助站工作人员只能慢慢劝慰,帮助她平复情绪。5月31日,她改口了。“她又说她叫邓甜,是湖南石门人。”值班的工作人员透露。但警方再次查证“湖南石门人”和“邓甜”的信息,依旧查无此人。
“她的身体挺健康的,语言没障碍,人也很正常。”章震说,但是她不喜欢跟人交流。
如此多日,她一直保持沉默,对其他问题不愿多说。
6月5日 救护车还没到,孩子就生下来了
“16:20说肚子痛,16:30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也就10分钟不到的工夫。”救助站工作人员夏阳辉说,当时120救护车都还没来得及赶到。
6月5日,这名流浪孕妇到救助站刚好一个星期。16:20,救助站一名女受助人员突然告诉值班工作人员被救助孕妇肚子有疼痛感,驻站张医生判断,可能是快要生了,并拨打120电话求助。
“在房间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她的叫喊声越来越大,担心就要生了,我们赶紧准备干净的床单、开水、酒精、桶子和消毒剪刀等工具。”夏阳辉说,“接生的工具才刚刚准备好,孩子的头部就出来了。”
16:30左右,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5斤多重。随后救助站与该被救助女子沟通得知,她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这个男婴是她的第二胎。
这时,她依然不肯去医院。救助站请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钟亮红,在和她沟通后,她终于带孩子上了救护车,去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6月6日 问到孩子的将来她流露出一丝哀伤
6月6日下午,长沙市星沙八医院妇产科,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身旁睡着刚降生24小时左右的男婴。记者问男婴是不是她的孩子,她含糊地说“是的”。问及籍贯、姓名等,她只是笑着摇摇头,半坐在床上抱着孩子,轻轻摸着孩子的脸。
但谈到孩子将来怎么办的时候,她微微动容,流露出一丝哀伤,随后便陷入了沉默。
医院介绍,产妇和婴儿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比较好。
6月7日 终于说出一些“秘密”
始终不透露真实身份,该如何找到她的家人?救助站再次请来了心理专家钟亮红。
整个中午,钟亮红一直与她单独在病房内。在两个多小时的心理疏导后,她终于说出了一些“秘密”。
“家里人不知道她已经怀孕生产了。”钟亮红说,她还流泪了,看上去很茫然很心酸。“她不肯透露家庭住址,可能是不知道如何面对家人,所以依旧在隐瞒身份。”
“她十分喜欢这个孩子,但也很无奈。她不愿意说,我也不能强迫她,不然适得其反。”钟亮红说,该受助女子的意愿是打算再接受一个月救助,然后自己出去打工,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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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希望知情者能提供信息
“这样救助站可就犯难了。”易茜说,孩子不符合救助站救助对象条件,只能寄养在福利院。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对于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孕妇,在其产后只能提供10天的救助。”
易茜无奈地表示,现在只能和院方协商,暂时安置在医院,对孩子的保育和产妇的恢复都比较有利。
“我们救助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李荣刚当妈妈几个月,还把自己孩子的用品给这个婴儿用了。”易茜说,救助站会尽量想办法提供必需的帮助,比如吃喝住行、医疗费用和基础护理等,安排孕妇营养餐、产后的陪护照顾。
“但是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不提供准确的个人信息,从法律上讲救助站是可以不予救助的。”驻救助站法律顾问闵律师介绍,受助人员享有被救助权利,但也需要履行义务,“个人信息在进入救助站接受救助时就需要提供,不然救助站无法帮其寻找家人,达到救助目的。”
“产妇的家人肯定也很着急,我们希望能尽早找到她的家人,让孩子也早日回家。”易茜说,希望知情者能及时与五里牌派出所和长沙市救助管理站联系,帮忙寻找该流浪产妇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