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本：今年有望赚12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工资的五六倍

　　今年5月2日，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黄庆玖带着一支由25个村民组成的“插秧队”，浩浩荡荡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里，指导别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边上，以填好那些泥鳅钻出来的洞，不让田里的水流走。之后，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叶苗和五叶苗。折上岸头，他隔老远跟几个做工的妇女喊话，某块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确实有些忙。今年，他承包的田地变成了400亩。

　　他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从种子到入仓，一亩农田成本有谷种、插秧、机耕、收割、农药、化肥、田管、晒谷等费用，正常情况下这些开支约为每亩500元左右，一块亩产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赚100多元；而用于制种(结出的稻谷不用于口粮，而是卖给种子公司)的水田，相对来说，成本和利润都要高，纯利润大概为每亩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状态下，100亩农田，如果全部用于制种，年利润可达到两三万元。

　　这也正是黄庆玖今年扩大生产的原因。算下来，400亩农田，可以赚得8万到12万元，加上政府补贴(零陵区为了鼓励种田大户，规定100亩以上大户奖励1万元，而据黄庆玖说，今年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亩有望奖励4万元)，最少也可以赚到12万元——这个数字，是黄庆玖目前工资年收入的5到6倍。

　　这个有着400亩农田种植经营权的人，身份却不是农民。即使下到农田，黄庆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别着一个圆形工作牌，上面写着职务：零陵区畜牧水产局副主任科员。

　　质疑：种田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此时，关于黄庆玖以公务员身份种田的质疑声开始传来。当记者再次见到黄庆玖时，他说，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没花在种田上。

　　5月10日，记者来到黄庆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零星堆着几份过期报纸和诸如《读者》之类的杂志。黄庆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壳日记本说，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会抄上几页十八大报告，日记本现在已经被他抄了近100页。

　　电脑旁边比较显眼的地方，摆放了一个日历本，黄庆玖用黑色水笔在上面写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标注，只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写着寥寥几个字：制种、稻谷结账。

　　到了3月份，除去双休日，日历本上开始每天都有标注。不过，内容依然简单，有的只写了四个字：今天开会。

　　黄庆玖说，自己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过山车。“最初，是作为正面典型报道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里晓得后来又说不能种田。”

　　“根本没赚10多万呢。”黄庆玖说，只赚了点汗水钱，两三万的样子，“当时觉得，大户包田，科学种植，是肯定可以赚钱的，哪里想到会这么不挣钱。”

　　的确，关于他的第一篇报道《副乡长辞职种田》，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黄庆玖被看做是一个不恋官场、回归农田的非典型基层官员。

　　而后，关于身份的质疑随之而来。据称，黄庆玖还因此接到上级领导部门的电话，批评他“爱出风头，惹了麻烦。”

　　对于黄庆玖种田一事，零陵区组织部称，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作评价。“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黄庆玖说，妻子跟他吵架，骂他蠢，让他跟记者解释，他不是一个人种田，去年也没赚那么多钱。记者提出采访黄庆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绝。

　　黄庆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不再种田了。“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他说，自己来自农村，考上大学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骄傲，如果因为种田丢了公务员的工作，会被村里人看成是“舍本逐末”的笑话。

　　黄庆玖说完这些，脸上显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脑袋，眼皮耷拉下来，缓慢地关掉电脑，打了卡，走出办公室。

　　“儿子回家了，要给他做晚饭。”他望着记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过很快，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钱，道别之后，坐上了正好赶来的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