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在贬值，但高考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事件之一，今日本报2013高考系列报道关注了陪读父母群体。他们就像一群候鸟，迁徙在各大中学的周围，伴随着高考季或聚集或分散，经年成为舆论的“应季话题”。

　　中国式陪读是一个老话题，对其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的。鲁迅早就说过，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没有人会否定父母陪读是对子女的拳拳之心，是在为其创造更温馨与到位的学习环境，但此种过于庇护的关爱办法，既可能造成子女独立精神无法“健全地产生”，也可能不利于正在青春期之子女个性“完全的解放”。

　　我不知道，以上是否正在成为对陪读现象主流的评判意见，但我还希望提醒大家看到两个事实。一是陪读人群正在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这从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不难窥见；二是陪读者多是来自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家境不宽裕者无力支付因陪读而产生的额外教育成本，来自其他少数优越家庭的学生，他们面临的是多样的上升渠道，高考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父母陪读的热情当然也会递减。

　　用社会阶层的方法来分析，所谓高考生父母的“陪读”现象，其实远不止溺爱那般简单，它对应的可能还是一个焦虑的群体。焦虑者是谁？他们就是那些格外渴望子女在高考中胜出的父母。因为来自社会资源有限的家庭，他们既无法将子女“火箭提拔”，也不能让子女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所以只能将有限的支出转化为对子女教育的全面投入，这是“过度”，亦未必不是陪读现象的所由何来。

　　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那些全身心投入到陪读中的考生父母。差不多十年前，我参加高考，在就读的县城中学里，陪读的家长还非常少，而现在已经衍生出专门的陪读楼。我羡慕正被陪读的考生，也不得不承认，高考在今天依旧重要，但人们早已经失去了某种朴素的跟随与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