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遇枪杀。这场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却一直是个难以破解的谜。今年是宋教仁遇刺100周年。观察者网特此刊出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一书节选，以此纪念宋教仁。

　　1. 赴东北发动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就着手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多是由黄兴直接指挥的，地点多选择南部沿海各省。而宋教仁则注意着另一个方向，他自日俄战争爆发起，就十分注意日俄两国争相侵略的我国东北的情况，并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写在日记里。

　　1906年5月5日，宋教仁在《商业界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鸭渌江源之独立国》的文章，其中记述中韩交界处的鸭绿江、土门(图们)江、松花江发源之地，形成了一个叫“间岛”的“独立国”，其首领叫“韩登举，山东人，十余年间占据此地，清兵时来攻之，不克，遂定约每年纳款二十万金于清盛京官吏。其地富于矿产、林产、人参”。

　　除了韩登举的势力外，东北还活动着许多股“马贼”。马贼是义和团战争时俄国侵入东北以后产生的，这些马贼有的是起来反抗俄国侵略、保卫身家的；有的则聚众打劫，与土匪无异。

　　韩登举也好，马贼也好，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革命党利用会党一样，宋教仁早就有过这种想法。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他就写过《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分析马贼情况，并希望这些马贼能够立下远大志向，为推翻清政府出力。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黄兴，未知，胡瑛，宋教仁，柳扬谷。后排左起：章士钊，未知，程家柽，刘揆一。

　　经过一再考虑，1906年9月下旬，宋教仁便与黄兴商议赴东北运动韩登举的计划。宋教仁提出了3个方案：“理想最高则握其大权，兴教育、整实业、练陆军、行招徕、讲外交，以图远大，此须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则谋占其地之实业权，殖产兴业，以得经济上之富裕，此亦须有实业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则直往游说运动其多金而来，以资接济，此则不须岁月，只一辨士足矣。”黄兴表示赞成，于是宋教仁开始了秘密行动。

　　正在宋教仁设法筹措赴东北的经费的时候，他遇到了从前一起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白逾桓，恰好白手头有一笔钱，并愿意随往东北。这样，宋教仁便与白逾桓、日人古川清一起，于1907年3月26日离日本赴东北。

　　4月1日，宋教仁一行到达安东县(今丹东市)。安东有日本租界，日式房屋鳞次栉比，“俨然有日本内地之风”，宋教仁非常感叹。他写下五言诗一首，末尾一句是：“都护今安在，安东空复存。”

　　宋教仁在安东给马贼首领李逢春写了一封信，信中称马贼为“马军”，赞扬他们反抗暴政尤其是反清斗争的历史，号召他们与革命党人联合，“南北交攻，共图大举。他还强调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若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共举大事，岂官军所能敌者？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大举以为革命之事，莫便于此！”

　　李逢春接到信后，邀宋教仁到他的根据地大孤山面谈。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会谈的具体情况。

　　不久，宋教仁从安东到奉天(今沈阳)，创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这是宋教仁此次东北之行的重要成果。参加的有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徐镜心、张榕等，他们决定在教育界、进而在联庄会和军界展开活动。张榕和吴禄贞不赞成在马贼中发展力量，他们“认为革命党是纯洁的爱国者，不应罗致些打劫杀家的坏分子”，宋教仁认为，“所谓打劫杀家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徐镜心的支持。

　　不久，宋教仁和徐镜心到吉林各地活动，宋教仁在延吉自称桃源宗介，假作日本人，挂出“木植公司”的牌子，秘密策划马贼起义。8月，宋教仁与徐镜心、吴崑、白逾桓等决定在碱厂举行起义，计划“袭据辽宁，逼榆关，窥燕京”。但是，事情刚刚有了眉目，就被清政府发觉，白逾桓被捕，“清政府正在大搜缉桃源宗介等。盖桃源宗介者，宋教仁之化名也”。宋教仁一面设法解救白逾桓，一面筹划运动韩登举再起。他潜入吉林，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他在韩登举处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于是决定暂停发动起义的计划，而设法阻止日本的侵略。

　　2. 《间岛问题》的撰著

　　所谓“间岛”，在图们江以北，即今天的吉林省延吉市一带。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还曾勘定边界，勒石为碑。这一带原为满族聚居地。是清朝的发祥地，清入关后，把这一带列为封禁要地，不准百姓开垦。后来禁令渐驰，却大多是韩民越境开垦，而且越聚越多。初时本无所谓边界问题，但是自1905年冬日本吞并朝鲜后，又企图进一步向我国东北侵略，便蓄意使问题复杂化。

　　宋教仁了解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后，深感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重大，他不能袖手旁观。宋教仁化名贞村，假作日本人，潜入日本浪人组织的专门制造假证据以攫夺中国领土的长白山会，并把他们的假证据拍成照片带回日本。

　　不久，宋教仁回到日本。他立即着手搜集揭露日本阴谋、证实间岛确为中国领土的证据。这样，宋教仁每天都去上野图书馆。在查阅朝鲜古籍时，他发现了朝鲜人古山子著的《大东舆地图》，书中非常明确地记载着康熙年间中韩定界碑的地点，并绘有中朝边界地图。

　　于是，宋教仁马上根据新资料整理了间岛问题的资料，参考各种古籍、报刊以及有关国境问题的国际法书籍，于1908年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全书60000多字，不仅叙述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地理、政治和国际法各方面论证间岛确为中国领土，而且还指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交涉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种种预测。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间岛问题的百科全书。《间岛问题》是宋教仁呕心沥血之作，它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宋教仁的爱国情怀使现今研究他的日本学者都大为赞赏。

　　《间岛问题》共有7章。第一章《间岛问题之起原》，述说间岛问题起因于韩民越界开垦，待日本吞并朝鲜后，知该地“形势便利，物产丰富，于经营东韩北满大有所资益”，于是企图攫夺。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列举日韩和中国两方面关于间岛争议的理由。第三章《间岛之国际法的观察》，运用国际法的原理，从历史沿革、地势、边界条约三个方面论证间岛为中国领土。第四章《间岛问题学理的评释》，批驳日韩方面的各种谬说，并运用语音学，证实作为界河的豆满江与图们江实为一河，其名称来源于满语音译。第五章《间岛地志》，介绍了间岛的沿革、面积人口、地势山川、地质、气候、政府机构、交通、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并附带介绍韩登举辖下的韩边外情况。第六章《间岛与东亚政局之关系》，指出“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倘若日本攫得间岛地区，便可北逐强俄，使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东北。第七章《间岛问题之解决》，批驳间岛局外中立和共同协治两种观点，主张运用外交手段，确保间岛主权。最后宋教仁警告清政府当局应力保国家领土，“勿再贻白山黑水之羞，而使鄂多里城边之鬼，不安于地下也”。

　　3. 《间岛问题》引起的反响

　　间岛问题的纠纷从1907年即已开始，1908年，日本设立的派出所公然宣称“间岛是朝鲜领土，朝鲜人不应服从中国的裁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国也加强了对间岛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任命陈昭常为边务督办、吴禄贞为帮办，率领士兵进入该地。中日双方开始了数不清的零星冲突和马拉松式的外交谈判。就在这时，《间岛问题》的撰写完成了，这对于正尽全力与日本交涉的清政府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但是，这部书是如何送到清政府手里的？清政府方面有何反应？宋教仁又是如何拒绝进入清政府任职的？过去一直不太清楚，而回忆资料又是辗转传述，错误甚多。笔者近年在研究教仁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再加上其他学者发觉的新资料，现在，对这一问题可以做较清晰的描述了。

　　间岛地区

　　《间岛问题》完稿后，中日交涉正在进行。因为自己是革命党人，若直接送交清政府，宋教仁担心会受到清政府的怀疑而被拒绝，便请曾为驻日公使李家驹下属的湖南人许孝绶转送李家驹。李家驹见书非常重视，立即送国内两个地方参考，一个是外务部，一个是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

　　先作出反应的是陈昭常。陈昭常接到《间岛问题》后，立即在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电报中要求调宋教仁来协助办理边务。电文如下：

　　昨接李柳溪(家驹)星使来书，附寄日本留学生宋练所著《间岛问题》一卷。是书详于知彼，颇足补边务报告所不及。该生既于间岛事实悉心考究，李使亦称其学行尚优，似可调来边务，籍资襄助。但昭常与李星使未约密电，可否请我帅用官密电与李使商调，俾收得人之效。伏候均裁。

　　未待徐世昌复电，陈昭常又致徐世昌一电：

　　又前电所称留学生湘人宋练，昭常素昧平生，但就李柳使荐书及所著《间岛问题》而论，学识尚优，立论纯实，似不类浮嚣一派。去年到奉，被人指摘，不知是否此人。仍请我帅密电李使，详查该生平日品行，曾否来奉游历，当能水落石出。人材难得，用敢渎陈。

　　所谓“浮嚣一派”、即指同盟会革命党人。而清政府地方当局实际已经知道这位宋练便是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但是陈昭常仍想调宋来，这是否有边务帮吴禄贞怂恿的成份，不得而知。当时边务需才孔急，陈昭常身边真正得力的助手只有帮办吴禄贞，每当吴禄贞因公外出时间稍长，陈昭常便急急要吴禄贞快回。这恐怕是陈昭常要调用宋教仁的主要原因。但是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却另有想法，他与李家驹通电后，权衡再三，作出了不用宋教仁的决定。他致陈昭常的电文如下：

　　李星使推荐湘学生宋练一节，昨又代电询柳溪。据云该生今日颇悔悟前非，接见尚静默，故行推荐，跅弛之士，诚在驾驭等语。惟边务关系交涉，必须性情和平兼有经验者，方能得力。宋练到彼，恐不甚相宜，应请缓用。

　　徐世昌不用宋教仁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宋教仁在他的治下搞起革命来，他的乌纱帽会因此丢掉。

　　外务部的反应稍慢，却是直接命宋教仁来京。外务部致驻日公使李家驹电云：

　　前尊处送来学生宋练所著之书，本部现有向该学生面询之处，希酌给川资，饬速来京为盼。并先电复。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务部的是袁世凯和那桐。让有革命党嫌疑的宋教仁回国，是件大事，袁、那可能请示慈禧太后，这是外务部反应稍迟的原因。于右任回忆说，袁世凯“得此书(《间岛问题》)，电召先生(宋)归国”。马文义提供的资料甚至说，袁世凯“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职”，恐有夸张。但外务部急于让宋归国是无疑的。宋教仁本来是想回国的，他曾几次去见驻日公使李家驹。这个时候，他的中央革命的想法正在酝酿中，他想在协助清政府保住间岛这块国土的同时，象吴禄贞那样潜入清政府中从事革命活动。不料正当他准备起程时，忽然由《民报》馆转来两封给他的信，封面上写着“宋京卿启”和“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为：“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奖，请勿用刑讯。”良苦用心不被同志理解，宋教仁非常难过，于是决定取消回国的计划。不久胡惟德接任驻日公使，再一次敦促宋教仁回国，宋再次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坚决革命的心迹，宋教仁在新加坡出版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办的《中兴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中兴日报》所加按语说：“湖南人宋教仁，为著名之革命党，曾在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去年游历满洲，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壁，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加以可知矣”，“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星使，辞甚决绝”。为了表示自己反清革命的决心，宋教仁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把公费留学生经费摺交回驻日使馆，并在信中“恳请胡公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与公等断绝关系之义”。宋教仁在信中还要求李、胡等人“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噉饭之所”。

　　宋教仁虽然没有回国，但《间岛问题》一书确实提供了有力证据，特别是宋教仁对日本方面制造的所谓“理由”了解较多，并且一一加以驳斥，因此，外务部“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宋教仁发表公开信时也已经知道“外部得此，果大有所资于谈判，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于右任的回忆也说“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徐血儿所作宋教仁传记也说：“宋教仁“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

　　1909年9月4日，中日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图们江为中韩国界，间岛是中国领土，并承诺撤消所谓统监府派出所。中国虽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和修铁路等方面作了让步，但终于争回了间岛主权。这在当时极端衰弱的中国，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外交成功。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仅宋教仁尽心竭力，还有不少革命党人作过努力，如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升任督办的吴禄贞、革命后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等。尤其是吴禄贞，处理边界纠纷，查勘地形，又搜集历史资料，写成长达100000字的《延吉边务报告》。《间岛问题》与《延吉边务报告》有如双星辉耀，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的爱国情怀。

　　间岛交涉过后，袁世凯因宋教仁著书有功，命驻日公使送给酬金2000元，“先生(宋教仁)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本文摘自《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一章第六节；作者：迟云飞；出版：湖南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