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爪牙刺杀，3月22日逝世。孙中山在挽宋教仁联中写道：“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为何称宋教仁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宋教仁又为何会遭袁世凯的暗算呢？

　　●宋教仁之所以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因为他具有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在湖北读书时萌生革命思想，参与组织华兴会，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亡命日本，后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很大。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他之所以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因为他具有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像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有人称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并不过分。

　　●宋教仁为何一直坚持责任内阁制

　　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一直坚持的政见。孙中山回国后，1911年12月26日晚上，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上海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主张内阁制，孙力持不可。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自己后来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还有一层意思，史家陈旭麓认为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影响。他为自己没有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可以设计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可能的。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之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普通的政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他认为，政党目的就是要贯彻主义与政纲。他联合其他政党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通告海外书中，他不无得意地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对于政党政治，他是主张两党制的，他认为当时时势艰难，没有真正强大的政党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就说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

　　今天，我们未必都认同宋教仁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的。

　　●究竟谁是“宋案”真正的主使人

　　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名义领导的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他离开阔别10年的故乡湖南桃源，从长沙到武汉，沿长江东下，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教仁此时踌躇满志，准备着北上组阁。1913年3月20日，就在他动身北上时，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击中了他，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撒手而去。二十年后，章太炎还认为“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谁是“宋案”真正的主使人？虽然还有不同的版本，有人怀疑是有意当总理的陈英士干的，当然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擅自干的，袁世凯并不知情。但，袁世凯毕竟是“宋案”的最大得益者，即使暗杀不是他明确授意，从赵秉钧、洪述祖到应夔丞等都是揣摩袁意所为，袁氏也难辞其咎。从“宋案”发生后袁的一系列举措看来，他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孙中山挽宋教仁联：“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向重视宪法，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赶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这是他宪政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他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义发生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对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很详尽，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出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本来也叫他主持起草，但他认为最好由参议院组成起草委员会，提出草案，依法审议。最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包含了他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来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就极力主张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遭到强烈反对，未能通过。等到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制约袁世凯又匆忙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第三十四条规定，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还规定了内阁的副署权等。这是典型的以人立法，只可惜小站练兵起家的拿枪杆子的袁世凯不会把什么宪法放在眼里。

　　宋教仁在遭暗杀前，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他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他认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都应该依据法理、事实，以极细密的心思研究，而且明确宪法应由国会制定。而袁世凯想绕过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另外组织一个“制宪委员会”。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报纸上非常激烈。可以说，宪法之争，成为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孙中山称他是“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作者傅国涌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