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话 　宋教仁是与孙中山、黄兴并列的辛亥革命大功臣，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少年时代，宋教仁就因甲午战争失利而发誓“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立志长大“文不借笔，武不借刀”。之后，宋教仁致力于“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之新国家”的政治理想。终其一生，宋教仁身上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人格特征。

　　■限总统权力痴迷内阁制

　　在心理学中，理想主义人格者渴望超越，崇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和正直，容易将别人理想化而脱离现实。宋教仁的理想人格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内阁制的痴迷。

　　1905年，宋教仁东渡日本，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系统的宪政观念。他曾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10来种政治制度。由此，他成为同盟会中少有的对各国政治制度、政权组织深入了解之人。宋教仁对内阁制的执着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在上海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的内阁制与孙中山的总统制引发争执。宋教仁认为：“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则主张：“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宋教仁负责修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他提出，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这仍旧是内阁制的特征之一。然而当时，审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的各省代表却对此提出异议，甚至认为是宋教仁图谋总理之位，因而集体拒绝。

　　此时，革命派与朝廷进入对峙阶段，袁世凯的北洋军节节逼近，革命派也面临着内外压力，孙中山表明，如果袁世凯能劝清帝逊位，他将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予袁世凯。清帝逊位后，宋教仁编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为限制袁世凯权力，秉“内阁制”。此时，孙中山放弃了自己坚持的“总统制”。参议院在举行审议会时，确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并且增添了更为严厉的条款：“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

　　对于内阁的坚持，宋教仁曾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一文中有过如下表述：“盖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可以见得，宋教仁是想束缚住总统的权力，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而这对于刚从封建专权统治下挣脱出来的中国人看来，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说，宋教仁的内阁思想是中国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当时舆论也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采用内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尽管名义上是共和制度，但实质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仍存，内阁制是无法真正发挥其限权的威力的。

　　■轻信袁世凯共商国是遭暗杀

　　宋教仁的理想主义人格特征还表现在对袁世凯的轻信上。《临时约法》对总统进行了限权，最初也的确限制了袁世凯的总统权力。根据《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记载，有时总统发下的公事，内阁总理唐绍仪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与袁世凯面争不屈；总统府的侍从武官看见唐绍仪到，每每私相议论，说‘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起初，袁世凯尚能容忍。但时间一长，很快触及袁世凯的底线。袁世凯决计破坏总理内阁的“副署”权，总理唐绍仪提出辞呈。

　　面对总统与总理的纷争，宋教仁又提出了“政党内阁”，即“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1912年3月16日，宋教仁主持将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从事国会竞选和组阁的活动。8月，经宋教仁多方联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国民党一成立便将选举列为要务，并在组织上将选举独列一科，甚至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竞选计划，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此外，宋教仁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发表竞选演说，抨击袁世凯及其傀儡政府，阐述国民党的宪政理想及竞选纲领，他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宋教仁深得民心。

　　1913年3月，国会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年纪只有31岁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发表演讲说：“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

　　1913年，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他说：“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宋教仁对此次行程信心满满。然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被人枪击受重伤。22日凌晨，宋教仁因伤势过重而与世长辞。

　　对于此次暗杀的主谋，一直追查到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均，但赵秉均被毒死。其幕后主谋，不得而知，但以袁世凯嫌疑最大。临终前，宋教仁还请人给袁世凯发去了一封电报：“……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袁世凯很害怕宋教仁将他的总统权虚化，袁世凯曾对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得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撂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而能用以合法的手段将袁世凯驱逐的，非精通制度与法律的宋教仁莫属。宋教仁辞世后，孙中山在挽联上写道：“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君子风度甘心挨耳光

　　宋教仁的理想主义人格也表現在其超然的君子风度上。1912年初，南京政府正式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久久不肯来南京就职，南京政府特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职。2月27日，袁世凯唆使曹锟发动兵变，电告南京，要坐镇北京平息兵变。临时政府成员得知，主张由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世凯为名，趁机扫荡北洋军阀及封建残余。宋教仁反对这个建议：“统兵北上，并非儿戏，津浦路上我方兵力只能到达徐州，直鲁两省均为北洋重兵驻守，我方若出兵，北洋岂肯轻易放过？势必引起战争。”宋教仁的话还未说定，马君武就大声呵斥道：“你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照着宋教仁的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的左眼顿时受伤出血，但他却没有反击。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她积极争取妇女权益，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她甚至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

　　可女子的权益并没有如愿得到体现。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中，不但有关男女平等的说法含糊其辞，还取消了之前同盟会政纲中对于男女平权的规定。几个月后矛盾再次激化。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仅没有通知女会员们参加改组的筹备工作，还在新党章中删除了原同盟会政纲中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文。1912年8月，宋教仁和林森当时正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相关事务。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打了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一耳光。宋教仁见状，也只能捂面退避。

　　总之，宋教仁的理想主义人格使他对政治斗争过于理想化，正如唐德刚所说：“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而宋教仁又对他人的认知存在判断误差，容易将他人想得过于美好，重视诺言，却反而招致利用和灾祸。

　　■小贴士

　　如何避免过度的理想主义？

　　适度的理想主义对于事业追求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但过分理想主义则会导致空想主义，与现实的严重脱节。那么，该如何避免过度的理想主义呢？下面提几点建议。

　　1.抱有危机感

　　理想主义者往往将事情的发展想得过于理想化，认为事情会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固执己见，而缺乏多方面的思考，缺乏了对事情危机一面的考虑。因此，需要强化理想主义者的危机感，使得其行为不至于过于脱离实际情况，此外，也不妨体会下受挫感，提高理想主义者的受挫力。

　　2.建立防备心

　　理想主义者也将人性设想的比较完美，因为他们本身对别人的情绪敏感，能理解、体会别人的心情，善于安慰、鼓励别人。因此，理想主义者会轻信别人的承诺，对人性的辨别力较弱，缺乏了应有的防备之心，而在人际上遭遇挫折。需要在互动中多加了解，多熟悉，不要很快凭直觉就下决断判断个人的好坏，而要多从实际体验。

　　3.摆脱自我中心

　　理想主义者也带有一定的偏执性，他们固执于自己的理想，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物，甚至希望别人也以同样的角度或标准来处理问题，也往往具有道德自恋的倾向，这种是自我中心的体现。因此，在团队中，需要多具有同理心，同感共情，多与别人商讨，而不是一意孤行，招致他人的愤恨。

　　4.防止情绪化

　　理想主义者有时候往往较为情绪化，甚至有些喜怒无常，尤其是当理想遭遇挫折的时候，更是会失去理智，无法坦然对面，而选择对抗。要切记学会把握自己的情绪，多培养包容心，去接受别人善意的建议，而不是一味固守自己的理想，最终导致了偏执的空想主义。

　　文/岳晓东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