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发言，是在从晚清到二十世纪整个“革命世纪”的长时段历史中理解宋教仁遇刺与1913年的“大决裂”的意义，主要围绕两个观点展开：第一，宋教仁之死可能标志着议会制道路的失败，但我并不认为是一个多么大的历史转折，因为在宋案发生之前，这条道路就已经遭遇挫折，能成功的概率本来就非常小；第二，宋教仁之死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走向更激进的革命，更激进的革命是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才成为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方向。因为之前袁世凯仍然是北洋的最高首领，能将北洋内部的不同派系捏合到一起。袁死之后，一个稳定的上层政治结构就很难维系了。

　　晚清国家能力的削弱

　　要理解宋案发生之前议会制道路的危机，就不能光从政体本身来看，而是需要引进“国家建设”的视角。晚清以来，中国的中央政权处于持续的衰败之中。我在这里只讲几个重要的时刻：首先是太平天国以来，地方官僚坐大，军权、财权下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下降。其次是1905年废除科举，使得中央政权对于士绅精英的整合力严重下降，因为科举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权威的身份授予，乃至政治整合制度，废科举之后，精英阶层上新式学堂，很多人去日本留学，但对教育的内容，清廷缺乏控制力，新学堂教出了不少革命党人，他们不仅反清廷，相互之间教育背景差异也很大，这给以后的政治整合带来很大的困难。

　　再往后，辛亥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进一步削弱了国家能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用人权、财权、事权联系都进一步弱化了，地方不听中央号令成为常态。革命之后，各省不给中央交钱，袁世凯要求各省解款，就连北方几个省都不怎么听他的。许多省份出现了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至于各省内部用人，中央更难干预。在边疆，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西藏喀厦政府与俄、英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宣布分离。

　　在这种局面下，1912年发生了一场“大妥协”。北洋与民党在军事上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于是联手逼迫清帝逊位，袁世凯出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从表面上看，政权完成了和平过渡。但是这场妥协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家就国家统一达成了共识，但就国家应该怎么往前走，共识非常稀薄。首先是在政体上，到底是搞议会制还是总统制？1912年的《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并没有参与立法，因此对这个法的认同度本来就比较低。即便是在南方，《临时约法》也是妥协的产物，一些人想搞一个比较纯粹的议会制政体，把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变成虚位元首，但南京临时参议院中有一些人还是比较同情袁，不同意这个思路，最后搞出来一个兼具总统制与议会制特征的政体。至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临时约法》几乎毫无建树，这个问题随后就成为政治争议的另一个焦点。袁世凯执掌中央政权，坐在这个位置的人，都有“削藩”的本能，但这很快就会触及到同盟会-国民党所掌握的地方势力，而由于同盟会-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国会中的地位，“削藩”的工作又会引发行政与立法两权之间的斗争。

　　政治美德不常有

　　宋教仁死之前，民国经历了三届内阁，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陆组阁不成功，而唐绍仪和赵秉钧两届内阁的组阁都是用一种“政治化妆术”来实现的，就是让多数阁员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但控制权还在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可以接受这种他得里子、国民党得面子的做法。但如果是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组阁，情况就和以前不同了，内阁就会对北洋集团具有威胁性。而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恰恰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总统也是国会选出来的，国民党议员如果足够团结，甚至有可能动摇袁的总统地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让双方的合作表象继续下去，非需要双方政治家具备很高的政治美德不可。但既然政治美德不常有，最后的决裂也就是个高概率事件，说不上是一个大转折。1913的决裂在清末民初并不是孤例。晚清新政，汉人官僚士绅有通过立宪运动夺取满人权力的想法，但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皇族内阁”。1918年，梁启超想带领“研究系”在国会选举中冲击第一大党的位置，赢得组阁权，这个想法和宋教仁比较接近。但如果说1913年北洋还是只“旱鸭子”，1918年北洋皖系已经学会玩选举游戏了，操纵“安福俱乐部”，让“研究系”输得很惨，梁启超从此心灰意懒，淡出政坛。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特征是没枪的人想通过选举来夺有枪的人的权，结果都是失败。

　　我们知道宋案发生后不久，“二次革命”就爆发了，很快被镇压下去。对国民党来说，这不仅仅是军事失败，也是一次政治失败。“二次革命”并没有得到中国的有产阶级的广泛支持，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希望和平，不希望再起战乱。袁世凯顺势解散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急剧转向总统集权统治。1914年，袁世凯打造了一个解释权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新法统，将自身政权的正当性来源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连续性而非断裂。这样，很多传统的制度和做法也得到了恢复。

　　作为中央政府的首脑，袁世凯有推进国家能力建设的本能冲动。他努力“削藩”，将地方的用人权、财权、事权往上收。至少在财政建设方面，袁世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中央政府的收入翻了几番。 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中也肯定1914年新宪制运行的效果：“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这其实就是说，袁世凯的1914年宪制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而这个局面是袁世凯自己毁掉的。1915年底，袁世凯贸然称帝，引爆了方方面面的矛盾。支持袁世凯1914年宪制的梁启超成为反袁军队的精神领袖。袁世凯最终取消了帝制，并很快死去。民国恢复了，但经过这一番折腾，袁世凯在前几年获得的国家建设成果也就付诸东流了，中央政府变得更加虚弱，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凸显，既无法遏制亲前清势力，也无法遏制激进革命势力。一个稳定的上层政治结构终结了，它的结果就是——“hold不住了”。

　　我读一段毛泽东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分析，这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非常有帮助：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不管你喜不喜欢国共两党后来的革命，客观来看，革命洪潮的日益壮大，无疑是稳定的上层政治结构终结的结果。一旦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宋教仁式的方案无疑就是个梦幻泡影。而国家的重建和巩固，成为更为迫切的任务。

　　在后世的正史中，宋教仁始终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惋惜。但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文与实不与”，宋教仁获得了赞美，他的道路却逐渐荒芜了。这种荒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理由。今人为宋教仁招魂，同时也有必要思考他的道路何以荒芜，否则这种召魂对于当下的建设性意义是可疑的。

　　问答：关于袁世凯，仍有诸多谜团

　　问：第一，根据您的讲座和您之前发表的一篇谈袁世凯1914年宪制文章，感觉您强调1914年袁氏宪制的吸纳整合作用，但根据民初实际，这种依赖克里斯玛式的暂时整合也许只能具有表面的作用。面对多元纷乱的军阀势力，失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14年宪制的悲剧结局似乎是注定了的，也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您怎么看？第二，有关袁自身晚年作为的研究，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民国立宪运动的成败得失。袁作为早年清政府维新运动的先驱，晚年却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称帝。感觉像是亲手构建了大厦，又亲手毁掉了。这不禁让我十分好奇，袁的晚年发生了什么，他作为居高位的政治家，看到了什么，导致他放弃共和？这可能是一个十分外行的问题，但也许会从更为具体的视角考察出近代宪政的道路取舍问题。

　　回答：我对袁世凯1914年宪制一直有个看法：它有可持续性，但在政治吸纳、政治整合方面做得不好。我刚才念了汪凤瀛的一段话，他的观点就是1914年宪制是可持续的。梁启超1916年激烈反袁，但1914年是支持袁搞这个新宪法的。这个宪制当然是以袁世凯这个强人作为轴心的，但在当时的军省格局下，也只有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才能压得住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强人政治当然不是理想政治，但比赤裸裸的军阀割据与混战还是好得多，而且袁世凯从1912年《临时约法》体制转向1914年宪制，本来就是要为自己的“削藩”努力提供法律支持。在政治吸纳、整合方面，1914年宪制做得不怎么好，它本身就是在压制国民党势力、解散全国各级议会的基础上搞出来的。按照梁启超的设想，贸然解散国会并不是好主意，国会可以吸纳一些精英，防止他们成为体制外反对势力，而袁世凯也可以借助国会的符号来号令天下。但袁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想法去做。当然，这并不会马上导致这个体制失去可持续性，袁如果做得好的话，以后可以逐渐收复人心。但如果做不好，被压制过的人会反弹。1916年就是一次大反弹。

　　至于袁最后为何一意孤行称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传统历史叙事说袁从来都是有称帝的狼子野心，最后只是本性毕露而已，这个有“先入为主”的味道。袁可能没什么高尚理想，但向来都是很慎重地计算政治利益的。在称帝这个事情上，很明显他的计算出现了错误。这里可能有他所获取的信息发生了扭曲的原因，也可能跟他最后一两年计算能力下降，变得不那么理性了有关。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谜团需要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