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名符其实的缔造者，并不是其理事长孙中山，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中山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其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

　　老照片引出的历史悬案

　　2005年，已经退休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老同事陈美英女士，转送给我几张与洪深相关的老照片。我把这些老照片拿给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他约我依据这几张老照片写一篇文章，介绍洪深的影剧传奇。可惜的是，这篇文章一直没有能够写作完成，反而由洪深的父亲洪述祖牵扯出一直在以讹传讹的宋教仁案。

　　芦笛、张永、廖大伟等人的既有成果，曾经给予我有益启发。只是这些成果大多数基于逻辑推理，而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确凿的证据链条。在相当长的苦闷纠结过程，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应夔丞的一级科员吴乃文的名字，突然像闪电一样击中激活了我的中枢神经，围绕宋教仁案的一切谜团因此迎刃而解——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应该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因此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并且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4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文章发表后，通过网络读到思公的搜狐博客，从他的系列长文《宋教仁谋杀之谜》中，我进一步坚信了自己的学术判断。随后见到本名彭红的思公本人，围绕宋教仁案，我们曾经反复交流过心得体会。

　　七八年来，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2010年，我赶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在台湾出版了《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一书。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大陆版一直拖延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样一来，反而给我留足了充分思考的余地。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删除了《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中不太必要的议论性文字，又添加改写了一些关键证据，从而形成关于这一历史悬案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谁谋杀了宋教仁》，堪称是台湾版的第二代升级版本。

　　桃花源中的宋教仁

　　1600年前，东晋末期、南朝初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介绍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00多年前的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在桃花源腹地的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也就是今天的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这里山灵水秀、曲径通幽，风景优美却交通不便。

　　2009年5月21日，我在陪同于建嵘教授到湖南农村考察基督教家庭教会期间，专程前往现在已经改名为湖南省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的上坊村香冲，在宋教仁的远房侄孙宋福安先生陪同下，实地察看了宋教仁的故居旧址。同年9月20日，我又与老辈革命家李昌与冯兰瑞夫妇的女儿李玉女士一起，前往湖南省张家界(9.66,-0.09,-0.92%)市，专程拜访一直在收集整理宋教仁资料的宋教仁嫡亲侄孙宋忠雄先生，从宋忠雄先生那里切实印证了自己得出的学术判断。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别号渔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化名宋公明、宋錬等。1888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0年，唐才常、沈荩、林圭等人为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自立军依照江湖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建立富有山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散发富有票接纳会党、扩充组织。家住桃源县北门坪的哥老会首领陈犹龙，是唐才常在武汉两湖书院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在富有山堂被封为“总堂”，并且在常德设立客栈专门从事秘密联络，号称“桃源三杰”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后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

　　自立军遭到镇压之后，18岁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军连续三次追踪缉捕。清军第三次来到上坊村香冲时，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团团包围。宋教仁翻越院墙后翻山越岭逃到附近沅江支流的一个渡口，在一名当地渔民的救助下渡到对岸成功逃脱。他辛亥革命前后在上海《民立报》担任主笔期间，署名“渔父”及“武陵渔父”，以表达对于这位老渔民的感恩之情。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低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1902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普通中学堂，于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他的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等人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阴历十月十日(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十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中山、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拨款建宋园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的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10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的墓园。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同年7月4日，《神州日报》报道说：“宋安葬于宋园，国务院以宋坟用款至五万元巨，深恐经手人有浮吞等弊。故前日电营葬主任谭人凤君，将布置情形及用款核实报告。”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10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8.32,0.07,0.85%)土地40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103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袁世凯中央政府出资10万大洋、圈地103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9亩。墓道入口处两根饰有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中间是白色花岗石路面，墓呈半球形。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和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

　　1925年8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时，仪式之一就是前往宋园凭吊宋教仁。参加者有杨明暄、糜辉、柳亚子、宛希俨、董亦湘、王觉新、侯绍裘、王春林、朱季恂、姜长林、戴盆天、黄麟山、李一锷、高尔松、黄竞西等人。1929年9月，上海特别市政府132次市政会议决议拨款修理宋园，并作为公园开放。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市政府于1946年6月5日把宋园更名为教仁公园，经全面整修后于11月18日重新开放。1950年5月28日，教仁公园易名为闸北公园，于1959年正式对外开放。

　　2010年5月31日中午，我从苏州专程赶到上海闸北公园，冒着烈日参观考察宋教仁墓。在见不到一个人影晃动的死一般的沉闷寂静中，抄录了写在大木牌上的一段介绍文字：“闸北公园建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先烈宋教仁先生的墓园，原名宋公园，也名教仁公园。解放后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修葺，并将宋公园扩建成闸北公园。文革期间宋墓遭殃，1980年市政府又拨款全面修复，1981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袁世凯政府划拨10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