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大力发展城镇化正在从战略层面落实到政策层面。由此，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县改市”、“镇改市”等等基层区域规划调整问题，也开始被议论纷纷。按照南方周末最近一期的报道，从1997年国务院停止批复县改市的申请之后，已经有至少138个县提出申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2011年之后提出申请的中西部县。

　　从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单向度发展路径来看，县改市是农村不断消失、城市不断壮大的一个必经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一些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县改市”的呼声，此后，出现了县改市的第一次高潮。不过，那一波申请浪潮的主体以东部发达省份的县为主，终点即前面所交代的1997年。而如今，申请的主体则主要是中西部省份的县。

　　行政区域的重新设置，过去主要以便于中央政府管辖为动因，但“县改市”高潮的出现，却主要是基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波，还是目前跃跃欲试的数百个县，其根本目的无非一个“利”字。对此，有评论表示，要“警惕县域政府趁机扩权”，言外之意，对于县改市的判断更多的是担忧。然而，事实上，县域政府乃至镇域政府要求行政级别“升格”，必然是基于扩权的要求，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扩权”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完全应该可以从正面意义上进行解读。1978年之后，农村生产自主权开始扩大，1984年之后企业生产自主权的扩大，整个80年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开始陆续松绑，这些都是值得载入历史的正面“扩权之举”。

　　因此，县域政府要求升格，要求扩权，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改市”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它可以获得政策制定上更大的自主性，为推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支持；其二，它可以获返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并可以适当提升领导级别和增加一些编制；其三，它在名称上更具现代感，在招商引资、品牌打造上可以增加综合效应。这些当然不是县改市好处的全部，但这些好处已经足以让稍稍接近“县改市”条件的县域政府蠢蠢欲动了。

　　从激活县域经济，放权让利的角度看，“县改市”申请批复的重启是有必要的。经过了15年的暂停，很多达到目标的县没有理由不设立为市。但此轮“县改市”的高潮并非也没有问题，相反，“警惕政府扩权”的评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看到了基层政府在升格以后可能出现的“越位”与“失位”问题。“越位”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上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从上级层面获得的权力非但无法撑大民营经济的空间，反而沦为基层政府公司化的推力；“失位”则指升格后的政府不能为“市民”提供真正有效的公共服务，使“市民”称谓徒有虚名。

　　除此之外，“县改市”的出发点应该是扩大基层权力，减少多级行政管理带来的政策不畅与繁重公共财政负担。因此，“县改市”应该与“省管县”的改革并行推出，通过砍去地级市一级的行政机构，达到既强化基层权力也减少行政支出的目标。

　　所以，对于新一轮的“县改市”申请高潮，中央政府的确应当重新考量1997年做出的决定。只不过，这一轮县改市应该放置于新城镇化的大背景去思考，即除了给予“县域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要确保提升和扩大公共服务的水准与范围，同时，更应该确保在缩减行政层级和成本的基础上展开。毕竟，在目前行政管理叠床架屋的情形下，减少行政管理的层级和机构，有利于缩减公共财政负担，这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