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的很多难题都是人为的

　　彭丹准备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10点多，助手看到当地一家媒体报道甘肃贫困山区孩子的新闻，立即建议彭丹走之前去看看这些孩子。

　　甘肃本地的一位朋友劝彭丹：“太晚了，这事定得太仓促，这么晚给记者打电话不方便，一定得好好谋划一下再去。”

　　“我们又不是搞阴谋，搞什么谋划？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我们没有私心，放手干就行！要是瞻前顾后，啥事也干不成。”彭丹有些急了，她觉得做慈善就是偶然的，被孩子们打动了，就去看一下。从这一天晚上两点多开始，她联系买好了书包文具，并安排了车辆，只睡了一个小时。

　　与被推举为政协委员时的低调不同，确定好地点后，彭丹一再要求当地政府支持，县委书记“一把手”必须到场。“我马上向省委主管领导汇报，甘肃等地的很多媒体也会过去，县委书记可以上镜头。”

　　“如果当地真的很穷，就要做成一个长期慈善项目，没有县里的支持，我们连真正的贫困户都找不到，跟一般的政府部门接触，他们支持力度肯定没‘一把手’大。”彭丹说。

　　从1999年回内地拍第一部红色电影《开着火车上北京》，彭丹和甘肃的渊源已有14年，但她对甘肃的一些风气，至今还是不习惯。“这边决策层的领导效率很高，经常现场办公。但有的人却喜欢绕弯子。”

　　彭丹发现，在国内拍主旋律电影，艺术创作、表现方式等都不是问题，“我们碰到的很多难题都是人为的，就像大家都在跟你绕，都不说实话，都要装”。

　　“也有人教我‘装’，比如别人找我谈事，让我说后面还有三个活动、五个人约了见面；必须组建一个经纪人团队，一般情况下自己不露面。”对这些，彭丹至今仍无法理解，“那样我会觉得我很虚假。”

　　都市快报记者在采访期间也发现，彭丹与甘肃多个县市区政府负责人频频接触，希望通过影视合作发展当地的文化产业。彭丹本人也说，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曾为她出资拍摄的主旋律影片拉来投资数千万元。

　　出勤率低跟委员产生机制有关？

　　如果一切顺利，彭丹第一部自编自导、自己投资、自己主演的红色主旋律电影《南泥湾》，将于3月1日在全国商业院线上映。

　　“就这样一部电影，开关机仪式、签约仪式我都没搞，更没有到全国各地区巡回宣传。”彭丹说，她反对任何形式感的东西，更没必要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去炒作电影。

　　虽然接到很多电话问她怎么看周星驰开会迟到、缺席的问题，但彭丹说，“真不希望大家拿我们做比较。就算我出满勤，也是我应该的，别人不出勤，有别人的原因”。

　　有分析说，明星委员出勤率低、参政议政能力差，跟政协委员产生的机制有关系。“因为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是邀请制，不是选出来的，甚至本人意愿都没征求。虽然邀请、推荐的都是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物，人家愿不愿意当最起码应该征求人家意见。”

　　分析还说，不是简单地以名邀人，而是依照“提案”对社会的利益程度来邀请提案人，这不但可以杜绝“花瓶委员”、“外籍委员”的现象，更从根本上断绝了委员与官员间的“血缘”联系。

　　是国家培养了我

　　“一个香港影星为什么跑到甘肃当政协委员”，这一直是民众的疑问。其实彭丹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地演员。

　　彭丹8岁时在北京舞蹈学院一次全国“海选”中被选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直属机关中央芭蕾舞团，随后又停薪留职，被公派到美国茱莉亚学院留学，现在的公职身份仍在中央芭蕾舞团挂着，户口也是芭蕾舞团的北京集体户口。

　　在香港待了四年后，彭丹于1999年回到内地，其后不久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彭丹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她之前能当选全国青联常委，也是通过中直机关单位这个渠道推荐的。彭丹说：“这也是我一直坚持拍主旋律电影的原因，因为是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去学习的机会，所以我骨子里就爱党爱国。”

　　在美国期间，彭丹连续三次成为选美赛事的冠军，并因“面对25万美元的酬金，拒绝为《花花公子》拍摄封面”，在美国、香港等地引起极大轰动。

　　“《花花公子》的女老板问我是不是嫌钱少，我说不是，我打工一小时才6美元。25万美金太多了。因为我就是个留学生，虽然穷一点，但我拍了，父母肯定骂我衣服穿那么少，我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彭丹回忆说。

　　随后，香港的许多导演邀请彭丹加盟，拍了不少香艳的影片。“我在香港拍的电影不用提，那个影响力已经够大的了，所有人对我香港电影的印象都很深刻，抹都抹不掉。”彭丹会经常提醒采访她的记者。

　　“从《开着火车上北京》到《张思德》、《南泥湾》，我在内地拍了14年几十部主旋律电影，大家却都不知道。”彭丹说，也有网友同情她说：“捐款这么多，主旋律拍了这么多，出钱出力，却还是被天天盯着在香港拍的性感的、艳丽的东西。”

　　在质疑声中，彭丹正在筹备彭丹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甚至已经办好一个尾号为5个9的兰州当地手机号码。而她最终的梦想，是希望以国际影视文化保税港为平台，组建甘肃影视文化集团。(来源：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