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结婚时约定，钱全部归吴利君管。

　　除大宗受贿，过年过节时，顾湘陵出去吃一次饭就可以收到十几个红包、信封，这些钱很快填满了家里的保险柜。“有二三十万以后，就拿去银行存起来，过段时间又放不下了，又拿去存起来。”刘建成说。

　　2005年，为逃避计划生育，吴利君去新西兰生第二个孩子，之后一年多，她带着孩子住在北京。

　　吴利君在北京时，仍能遥控指挥长沙，顾湘陵两个星期去一趟北京，周五晚上去周日晚上回。每次从长沙的家里带钱去北京存，最多一次带了8万。检方认为，近几年，顾湘陵有把财产从长沙转移至北京的趋势。

　　吴利君善于理财。不同账户的钱，被她根据不同的投资理念，分成稳定型、风险型，分别买股票、基金，投资等。她甚至雇人炒股。

　　吴利君先后用双方父母、司机、保姆、亲戚等七八个名字在银行开户。她还在香港汇丰银行开户存钱。

　　检方指控，吴利君一共将5500余万元存入他人名下和境外银行，是掩饰、隐瞒顾湘陵的受贿所得和受贿所得收益，减少夫妻名下的家庭财产数额，因此她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审法院认定吴利君5500余万元转移财产的事实，但认为顾湘陵给吴利君钱时，并没有告知这是他受贿所得，所以吴利君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她竭力追逐金钱，但买只鸡能吃三四天

　　当一个进行权钱交易的丈夫遇到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妻子，积累了价值2亿的家产，检察机关再次犯难了。

　　顾湘陵被宣判的另一个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曾让检方遭遇挑战。“他的家庭收入中，既有非法收入，又有合法收入，还有灰色收入，当各色收入融为一体进行合法投资，投资获取的利益，其非法所得部分如何区分？整个捆在一起的。”蔡艺说。

　　法院认定顾湘陵夫妇拥有的家庭财产总额有1.1亿，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6262万。其中房产16套，总价2022万；夫妇二人自1999年至2011年案发时，工资、投资、租金、设计业务等收入合计3864万。其中，当规划局官员这十年，顾湘陵的工资、奖金、福利收入是91万，吴利君是60万。

　　如果不被查，顾湘陵夫妇享受的是很美好的生活。从判决书可以看出，他们俩吃饭办酒有人埋单，小孩出国有人送钱，出去旅游有人接待，在家里有保姆伺候。

　　一审法院认定顾湘陵夫妇有477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由此，顾湘陵的犯罪总金额达到6388万元。

　　当他的一名老乡得知他被判刑后，显得很沉重，“他待人挺好的，我只是没想到他贪了这么多。”

　　邓开丁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吴利君，诧异于她的普通。此前他在案卷中看到的吴利君，是一个对金钱竭力追逐的人。1992年，住在长沙西长街的她，曾动员隔壁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大爷以几千元的价格将旧房子卖给她。后来这里拆迁建成了楼房，用以出租。在北京，她买房、炒房。而且她记忆力惊人，“如此多的财产，分别在哪，她全部能记得起来。她回忆的账目，跟后来查证的没区别。”

　　在看守所，家人送钱去，但吴利君没怎么花。她不买吃的，人家吃什么她吃什么。吴利君的家人还说，她生活比较节俭，买只鸡放在家里，可以吃三四天。她的家庭看起来也很普通。她曾用母亲的身份证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但她父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们租住在一套月租774元的房子里。过年过节，吴利君给自己的父母5000元，给顾湘陵的父母2000元。

　　吴利君的第一台车是富康，当上院长助理后，用院里的补贴买了一台中档日系车，富康就卖给了设计院。

　　邓开丁一直不明白吴利君赚钱的目的。后来在阅卷中，他读到了一句话。

　　吴利君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去邻居家玩。当时别人说某某家很有钱，已经有30万了。“其实那时我比他家钱多多了，有70万了。”邓开丁说，他对这句话印象深刻，他想，她“大约是在跟别人比谁钱多吧。”

　　而一位与顾湘陵相识二十多年的规划设计界朋友说，顾湘陵“为人其实挺义道的，说要帮的忙一定会帮，没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去他家，他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酒。”不过这位匿名朋友也表示，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