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首次透露“总部拟迁往北京”的决定。搬迁之举将涉及30多名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和职能总部1000多名员工。据媒体报道，三一重工一位高管将公司上述决定解读为“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但根据媒体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搬迁背后或另有隐情。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三一重工的“愤懑”从何而来？

　　尽管三一重工高管将总部迁京的决定解读为“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但媒体披露的“一位曾在三一集团工作多年的前员工‘在国外能告奥巴马，在长沙只能当(受气)小媳妇’”的怨气还是暴露了三一重工迁京的真实心态——与当地政府在三一与其兄弟企业的长期“内斗”中“不作为”有关。

　　三一重工近年来屡屡出现公关危机事件，“行贿门”和“间谍门”等事件让三一重工的企业形象受损。三一和中联重科的行业内斗也是公开的秘密，媒体亦有爆料称，“最近两年随着工程机械行业整体趋淡，无论在销售策略，还是企业形象方面，双方的争斗都有升级之势。而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鲜有公开充当‘和事佬’的时候。”

　　通过释放总部迁京信号，对湖南省和长沙市两级政府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三一集团的“出走”，目的就是为了让作为工程机械重镇的长沙感到失落。

　　然而，面对喊了多年的“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口号，三一重工不检讨自己的言行，而将过错归咎于当地政府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行贿门”和“间谍门”与当地政府毫无关联，企业间的竞争也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插手出面解决，与同行搞不好关系，也当地政府也难以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具备良好的谈判技巧，期待通过“总部迁京”的方式反咬一口，认为是“湖南地方政府的不支持”自己是“受气小媳妇”而离家出走，达到混淆视听，转移“间谍门”的压力，不能不说也是一步“好棋”。

　　人挪活，树挪死。

　　迁京后倘若不顺，梁稳根会否再反咬北京一口？

　　孟母三迁，为得是寻求好环境。三一重工两次迁动，却上演悲情，逃难而来。1992年，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将总部从湖南涟源迁往长沙；20年后，它再次搬迁，将总部迁往北京。

　　三一“总部迁京”将自己摆在“受害者”的悲情角色上，湖南地方政府“不留爷，自有留爷之处”，中国经济网评论员胡乃军在谈到“三一搬迁”时曾表示，“三一集团的情况和英国汇丰银行的商业案例很类似，所以三一集团的搬迁举措很可能是借此向当地政府释放挽留信号。”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三一集团在公告中反复强调“总部搬迁与湖南省投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并将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等业务部门留在湖南，仅搬迁少数部门和人员，以使三一在湖南的产值、税收和就业不受影响。此地无银三百两，三一重工在“总部迁京”一事上处处精心设计可见一斑。

　　一个企业因自身关系丑闻缠身，想要靠总部搬迁而达到危机公关的多重目的是可以理解的，“树挪死，人挪活”。但问题随之而来，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三一集团在湖南本地已经获得了最大化发展资源，当地政府的宽厚竟然成为梁稳根反咬一口的缘由。

　　梁稳根自己也曾媒体说过，“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三一重工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三一重工如此树敌之巨之多，在中国企业中鲜有二例，即便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湖南地方政府也没有因此让三一重工关门大吉，还极尽挽留，三一重工的反应却是离湘赴京让人难以理解。

　　不难设想，一旦三一迁京后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国际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的情况下，依照梁稳根的个性，总会为自己的决定找出一个埋单的人，到时会不会反咬北京一口，北京政府又背负怎样的骂名呢？(高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