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斩刑

　　枪决滋生更多私刑，但长沙周边地区仍有“斩首”

　　邓海山能和警备队队员一起喝酒一起吃肉，但当他要求加入善堂(民国慈善机构)时，他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他，他们说他“杀人数百，无入善之资格”。

　　邓海山回应说：“被杀之犯，系犯国法，与我何罪。我不过奉公执行，岂有将我入善堂之资格都取消之理，遂决意投入善堂。”(湖南1925年《大公报》)

　　尚未见到迹象表明邓海山加入了善堂，但他的朋友们看他的眼光足以表明，邓海山的好日子即将到头。

　　这种预示早在清朝覆灭当年就可看到。1912年4月23日《长沙日报》便出现“乱兵经拘送留守所由军法局严密审判，讯明实情随即枪毙”的报道。到1914年11月27日，当时的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斩刑从此在法律上消失。1925年的《司法公报》对此认为，“执行死刑原在结束生命，以简单迅速为宜。”

　　“上世纪20年代以后，长沙基本上改用枪决了。”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寻霖说。

　　对死囚执行枪决在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后得到普遍应用。1926年12月，岳阳士绅周嘉淦被当时的湖南军事厅执行枪决(湖南1926年《大公报》)，1927年4月，学者叶德辉在一片喊杀之中枪毙于识字岭。同年，更多特别法庭处决犯人的布告铺天盖地，处决方式也多以“枪决”为名。

　　“枪决”因其简单迅速，逐渐成为主流的死刑执行方式，但又生出新的潜规则，李亚廷的《大清国最后一个刽子手》说，“有关系者用短枪，一枪击毙；没关系者用长枪，群枪扫射”。此外“枪决”还容易导致私刑泛滥。1927年5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布公告，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尽管如此，寻霖认为，“20年代以来，长沙周边地区，如浏阳及湖南其他市州还保留有斩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