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刽子手。

清末刽子手。

　　1925年11月22日，刽子手邓海山为自己不能入善堂(旧时民间慈善机构)十分懊恼。有人说“他杀人数百，无入善之资格”，邓海山则回以“被杀之犯，系犯国法，与我何罪”，还是决意成为善堂中的一员。(1925年11月湖南《大公报》)

　　邓海山是否成功加入善堂尚未可知，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邓海山旧的刽子手身份，则必须经历新的死刑执行方式的考验。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国人开始注意人道主义的死刑执行方式，时人认为斩刑“极其残酷”“受刑之人感受无穷痛苦”“与人道相背驰，成野蛮举动”。

　　国人的讨论得到政府的回应，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其后分别在1924年的《司法公报》、1928年国民政府《暂定刑律》得到着重强调、重申。直到1932年的《六法全书》，再次确立“死刑用枪毙”，枪毙遂成为主要的死刑执行方式。

　　尽管如此，邓海山那时“对于杀人职务，仍未肯解除”。从近百年死刑执行制度的变迁来看，邓海山们终究没能抵挡执行方式的人性化潮流，他们早已失业，活在后人的历史剧、小说、掌故之中。本报记者杨湘徽长沙报道

　　行刑前

　　向冬瓜上的划线砍去刀痕不偏不倚砍技方算到家

　　1925年，时年60多岁的邓海山在长沙县公署供职，民国成立后，湖南《大公报》说他就在长沙县充当刽子手，“历年以来，经手斩杀之盗犯，不下二三百名”。

　　相比之下，郴州人佟绍箕1921年后流落到湖南茶陵县衙，当了刽子手，1988年出版的《茶陵文史》登载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他在18岁时就拜过师傅了，“受过专门训练”，他显得更职业。

　　二人有着几乎相同的训练经验。邓海山临近行刑日期时，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磨刀。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平时用布包着，容易生锈，为减少死者痛苦，行刑前必须磨刀。而且，“干这营生必须学会‘择颈之细处而砍之’”，这都需要真本事。佟绍箕平时训练时，先砍划在冬瓜上的横线，“随手砍断，要求达到离线不差丝毫，才算到家。夜晚，又练习砍‘香火’，即看准‘线香’的发光部分，随手一刀，不上不下地切准火炭头子”。

　　由于经历奇特，邓海山们成为沈从文《刽子手》小说“将爷”的原型，他在1927年的小说写道：“‘将爷’行刑前几天，天天在家练习如何下刀、回头等整趟动作流程，以免在刑场丢了丑，”“一个刽子手是容不得泼许多次汤才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