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盗粮，被判10年”

　　记者：50年前，你们大队为什么说你偷粮？

　　钟枚生：1960年，我是大队里的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我们生产队长，姓冷，年底的一天，他让我和另一个社员转移几百斤粮食，堆到别的地方，后来公社就说我参加了“集体盗粮”。

　　记者：你不知道当时的转移就是偷粮？

　　钟枚生：当时是队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也不知道转移的粮食要干吗。

　　记者：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说，你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当时你到底分没分到粮？

　　钟枚生：我一颗粮食都没拿。和我一起运的人可以证明，但他们都怕被卷进来，现在去找，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作证。

　　记者：“转移粮食”的事情怎么被发现的？

　　钟枚生：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的受不了，有45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粮1512斤。公社发现后，开始追查。

　　记者：怎么会追查到你？

　　钟枚生：他们说我是保管员，必须负责，把我抓到公社食堂去审判，公社社长说我们家的成分是贫下中农，不好判，他们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地主”。

　　记者：当时怎么判的？

　　钟枚生：当时认定那45户社员盗粮，是因为我盗粮的行为所引起，判我10年。

　　记者：是这样吗？

　　钟枚生：当然不是。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都认定了，说那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

　　记者：当时审判，你没为自己辩护？

　　钟枚生：说过啊，但他们刑讯逼供，给我戴手铐，问我招不招，不招就把手铐紧一紧。

　　“不能背着骂名死”

　　记者：听说在监狱里你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什么心情？

　　钟枚生：没有什么感觉，她和我离婚是必然的。

　　记者：心里是否会责怪她？

　　钟枚生：怪她有什么用？怪也是心里面，我在监狱里，就算怪又怎么发泄？没有办法。

　　记者：后来你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钟枚生：那时感觉监狱里的生活比农村最苦的日子还苦。我做了7年木工，立过两次特等功，后来还立过不少大功小功，本来可以抵消刑期，但后来有人不同意，我还是坐满了牢，一共是10年零27天，数着日子过的。

　　记者：出狱后，你怎么生活？

　　钟枚生：出狱时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那时我妈已经去世，我和我爸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有了孩子，想好好过日子，但日子没法过了。人人都歧视我，欺负我。

　　记者：怎么歧视你？

　　钟枚生：这些年走在路上，我一直感觉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这是个劳改犯。我做什么都被歧视，出狱以后搞副业，在河里打点鱼，住在河边的人就会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我是劳改犯，要防着我进去他们家偷东西。

　　记者：这种歧视是否可能是你自己多想了？

　　钟枚生：你不知道，村里一传十十传百，不好的事情一下都传开了，不光是对我，对我的家族也有影响，我有个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爸爸是地主，弟弟是劳改犯，升迁的事完了。

　　记者：这样的事情让你很受打击？

　　钟枚生：不止这一件，事情太多了。年纪越大，我越觉得难受，我得弄清楚，不能背着骂名死了。

　　“我要求赔偿”

　　记者：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证明自己无罪？

　　钟枚生：这些年所有能交材料的地方，从地方到中央，我都交了，法院，市人大，信访局，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找了懂法律的人，帮我找一审判决书。

　　记者：怎么找到再审判决书的？

　　钟枚生：直到我儿子去年陪我到沅江法院查档案，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边说对我宣告无罪，我才知道自己25年前就不是劳改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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