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孝同在自家的板屋前。杨亲福 摄

　　站岗警卫5年，愉快回家生产

　　奉孝同是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人，由于家里穷，奉孝同四五岁时就挑起了家务活的重担，推磨、砍柴、割草、挖野菜、喂猪，只要干得动的什么都干。1934年12月，红二军团长征经过奉孝同的家乡，最开始，奉孝同姐弟6人，见到红军就跑，跑进屋后山上的丛林中躲起来。“奔跑中，我听到红军战士使劲向我们喊话‘别跑，我们是自家人！’后来，有一位战士经我父亲同意后进了屋，向我们打听这里谁是地主，我们不懂什么叫地主，那战士就问‘哪家租谷担数最多？’我父亲就告诉了他们。见杀了地主的猪，开了地主的仓，我父亲相信他们是为劳苦大众打江山的人民子弟兵，便迎接6位战士进家里住了两晚。”深受感动的奉孝同，也产生了长大后要参加红军的想法。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了参军，22岁的奉孝同将年龄改为18岁，顺利入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1953年初，奉孝同从部队调入中央警卫团，被安排在一中队。负责内卫的一中队的职责是贴身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住丰泽园，奉孝同被安排在其后门站岗。他多次跟毛主席聊天、吃饭、合影，“毛主席很随和，也很讲感情。”他回忆说。

　　第一次跟毛主席谈话，他很兴奋，夜不能寐，写下了诗句：“大雁南飞半天云，毛主席领导咱们大翻身。板船全凭老艄公，中国人民全靠毛泽东。冬夏常青松柏树，毛主席的话我要记清。”

　　在警卫团的5年，是他一生最难忘、最幸福的岁月。他先后被授予执勤能手、技术能手、一级射击能手荣誉称号。除了练军事技能，主席还给他加派了读书的特殊任务。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奉孝同，坚持认字学习，最后能读报、写信、写诗文了。

　　1958年2月，“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奉孝同响应号召，从北京回到老家，从事农业生产。严守机密，是对每个复员警卫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他的《复员军人证明书》才这样写：“奉孝同同志系湖南省新化县人，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特准予复员。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丝毫没提他是主席警卫员的事，而他此后对自己那5年的经历也从来没有透过一丝口风。

　　男女民兵连长，结成伉俪

　　奉孝同复员回家后不久，公社邀请他当武装干事，训练民兵。党和国家号召“大办民兵师”，基层政府高度重视，奉家公社成立男女“基干民兵连”各一个，奉孝同任男连连长，王欢云任女连连长。志同道合的奉孝同与王欢云成了情侣。1958年年底，新化县组织民兵集体比武活动，奉家公社男女民兵连双双获得第一名。不久，奉孝同与王欢云结了婚。

　　当时，在新化山区，野猪和华南虎特别多，常有人被老虎咬死或咬伤。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和人身安全，奉家公社将打野猪和老虎的任务交给了男基干民兵连。

　　后来，因赶猎成绩突出，县里分给奉家公社一个国家级优秀民兵指标。“国家级优秀民兵，本轮不到我的，但奉孝同执意让给了我。1960年5月1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群英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获得步枪一支、子弹100发的奖品，和毛主席著作、勋章纪念品。”老民兵刘一中告诉记者。

　　1962年，奉家公社被划分为双林、奉家、上团3个公社。奉孝同向新来的上团公社党委书记递交了请求成立赶猎队的报告，得到批准。“当时的上团公社有6个大队，赶猎队由每个大队挑选1人组成。奉光元当队长，我当会计。”老人回忆说，按公社规定，捕获的野兽，一律宰杀，肉一半归捕获地所在的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另一半由赶猎队交公社，按作好的价格卖出，再将现金交给赶猎队长分配给每个队员。“当时公社给野猪肉定的价格为每公斤0.25元，直到赶猎队解散，一直是这个价。”

　　赶猎很累，也有危险。有一次，赶猎队员们在报木村杨梅界打野猪，队员王正才以为倒地的野猪死了，走近去看，冷不防被一跃而起的野猪咬了一口，咬掉一块肚皮！好在奉孝同眼疾手快，补了一枪，打死野猪，保住了王正才的性命。那天打了3头野猪，他们喊来杨梅界的人抬走了那头150多公斤的大野猪后，奉孝同背着王正才，其他队员抬着两头野猪，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大家摸黑往公社方向走去。走完40多公里陡峭的山路，回到上团公社，天已大亮。一过秤，两头野猪分别为60公斤和72公斤。

　　沉寂多年，意外引起关注

　　上山赶猎，和妻子一起下地干活，岁月又将奉孝同磨练成了地道的山野农民。就这样，他在奉家镇下团村的三牛凼沉寂了54年！除了他妻子王欢云，谁也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1959年，公社公布“放卫星”奖励标准，每亩稻谷报数收获300公斤奖白酒4两，每多收50公斤稻谷，增加奖励白酒2两。奉孝同当众说：“宁可实事求是，不可喝这‘空肚’白酒！”当场挨了批评。

　　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是奉孝同一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可这位钢铁汉子咬牙忍着，没有向组织开过口，也从未向村镇打过报告。没米下锅了，一家人就咽糠粑吃野菜填肚子。直到1985年，他们的日子才逐渐好转，2005年，新化县民政局从档案中发现奉孝同系抗美援朝志愿兵后，给予他每月510元的优抚补贴。

　　终于有一天，奉孝同暴露了深埋心底50多年的秘密：“我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奉孝同夫妇养育了3个女儿，但因各种不幸，近10年来，奉孝同身边只有大女儿陪伴，被二老视为养老希望。可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奉孝同家再次发生不幸，奉庆龄在自留山里捉偷树贼时，被偷树贼打成严重脑震荡，后经湘雅医院诊断为脑内多发性腔隙梗塞，双侧筛窦炎。医生说，不可根治，只可控制，医药费每天300元左右。奉孝同一急之下，向县武装部递交了求助报告，写上了“我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以期引起上级重视。

　　奉孝同的身份解密后，引来多路记者采访。面对各路关怀，奉孝同老伴王欢云高兴中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县长、县委书记相继到医院看望了老人，在问及奉老有什么要求时，老人回答道：“我想瞻仰毛主席遗容。”

　　许多和奉孝同素不相识的人，被老人的事迹感动了，祁东县河洲镇一位种枣的农民给老人寄来500元慰问金。各地爱心人士还给老人捐款2万多元。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身体差了，离地越来越近了，无以回报，愿意将我的日记献给政府。”他将记录发生在毛主席身边的事的3个日记本捐赠给了湖南军事博物馆。

　　今年，奉孝同85岁。他依旧住在下团村三牛凼那破旧的板屋里，依旧天天劳动，精心护理妻子和女儿。面对登门采访的记者，他说：“我唯有保持爱劳动、爱妻儿的晚节，给世人做出榜样，才算对得住向我献爱心的人，对得住共产党，对得住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