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试图用“和平过渡的办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遭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败下阵来。

　　在庐山上采用“和平过渡的办法”失败后，林彪集团乱了阵脚。然后，改变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策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集团加紧进行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对此，毛泽东见微知著，有所察觉。

　　于是，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

　　当时一直跟随毛泽东行动的汪东兴回忆说：

　　开始，毛主席还是想挽救林彪的，在庐山会议上只打击了“投机分子”陈伯达，间接批判林彪，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但事与愿违，林彪集团顽固地抵制批判，并继续进行宗派阴谋活动。

　　因而毛主席非常担心掌握军权的林彪集团搞分裂活动，因为当时军队是控制和稳定“文化大革命”局面的主要因素。于是，他决定采取“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各地“巡视”，给各地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领导人打招呼，说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庐山会议问题的性质是“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只批陈伯达而不触动林彪一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主席希望通过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能帮助当时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认识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严重性，捅开中央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使大家了解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情况，防止党内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而继续跟着林彪一伙人走。

　　毛主席对“由几个人(在庐山会议上)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过”的情况，认为在党内不能再出现。

　　毛主席南巡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作准备。

　　毛主席在南巡前和南巡谈话中，对林彪仍是坚持“帮助林彪等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的危险”。

　　毛主席当时还没有把林彪从党的副主席职务上拿下来的想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还讲过，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员还得让他当。

　　毛主席打算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改组军委领导班子，不能让林彪一伙继续控制军权。这些意图，毛主席打算在南巡中进行宣传和贯彻。

　　为了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南方巡视。

　　在南方巡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南方各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南方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多次发表重要谈话：

　　毛泽东认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多次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述党的历史。指出：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

　　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不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

　　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5000人。

　　中央苏区8万人，到陕北只剩下8000人。

　　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

　　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毛泽东谈到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篡党夺权活动时，指出：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毛泽东认为：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那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私自收回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对林彪集团的成员，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林还是要保。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

　　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

　　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批判了林彪散布的“天才论”、批判了林彪集团一再宣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等奇谈怪论。指出：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

　　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历来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是抓住不放的。特别是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是不让步的。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说：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

　　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

　　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

　　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个简报又被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笔者注)，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

　　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谆谆告诫人民解放军有关大军区、省军区和一些部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

　　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

　　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要求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既要抓地方工作，也要抓军队工作：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

　　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

　　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

　　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指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笔者注)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

　　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毛泽东认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泽东高度评价列宁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和《国际歌》中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引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吆！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泽东要求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指战员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

　　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

　　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泽东要求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点着林彪的名字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

　　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集团把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吹捧为“超天才”的行径：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

　　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

　　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

　　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毛泽东一再指出：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

　　强调对在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陈伯达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希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薛庆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