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的晚年

　　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副会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徐万智曾多次造访过李玉仙的家。在他看来，李玉仙是幸存者中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

　　在桃源县马鬃岭镇边缘的一座白色瓷砖平房，推开大门，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穿过大厅就是李玉仙的卧室。3月10日上午11时，屋外有些阳光，房间里却显得昏暗、潮湿。除了睡觉的床，已无其他家什。由于窗户紧闭，卧室里的气味更显得刺鼻，令人作呕。

　　97岁的李玉仙就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房间里。两年前她摔断了腿，大儿子陈贵初在家照顾她，但75岁的他脑子已不太灵光。于是83岁的侄 儿李宏华承担了联络员的工作，每当记者来采访或有诉讼相关事宜，老人都会从李家湾村步行3公里来到李玉仙家，甚至常常代替李玉仙到常德市开会。

　　“有记者来了，你跟他们讲讲？”冲着李玉仙的耳朵，李宏华大声重复了几遍，她才缓慢地挪动身子靠坐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述起1941年的那些痛苦遭遇。

　　日军空投细菌后不久，李玉仙的父亲李佑生到常德城卖猪仔。天黑时，传闻城里有瘟疫，全城戒严。急着赶回家的李佑生想方设法逃出了城，直奔马鬃 岭。当晚，他开始头疼，第二天就流鼻血死了，死时全身乌黑，眼睛凸起。之后，李玉仙的大伯、妈妈紧跟着发病死去，两个哥哥也发病身亡，家里一连死了8口 人。李玉仙也感到全身难受、发烧，好在丈夫从常德的一家医院买到了药，几碗药下肚，李玉仙逃过一劫。

　　如今，李玉仙近乎聋盲，可表达依然清晰，记者发现，她一直在不断重复家人受害的整个过程。李宏华介绍，“其他的事她已经记不得了，就这个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希望你们媒体帮忙记录下来，她还能说多久呢？”

　　较之李玉仙，其他5名幸存者的晚年生活倒还算闲适。他们都从企事业单位退休，有退休工资、住房保障，闲时打牌、读书、散步，只是幸免于难的幸运感同家人遭难的痛苦相交织，成为心底难以拂去的阴影。

　　黑色1941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1941年，正是黑色记忆的开始。

　　除李玉仙的病原体源自常德城，其余5名幸存者的病原体发端于石公桥镇，一座距离常德市东北方向约50里的古镇。古镇中间被一条小河拦腰斩断，分作了桥北和桥南两处，鼠疫最初从桥北街上蔓延。

　　王华璋记得，那天清晨，古镇弥漫着迷雾，数驾日本飞机低空飞行，并未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打机关枪，“很奇怪，那次是丢下不少的稻谷、玉米、小 麦，夹杂着烂布条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屋顶上、街上到处都是这玩意儿。”早起的人们开始吆喝，陆续有人起床上街看热闹，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 点。

　　王华璋那年19岁，是家绸布店的小伙计。他依稀记得，过了不多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死老鼠特别多，“白天都有老鼠当街缓慢爬行，看到人想跑却跑不动。”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的客商都到这里来做生意，把米谷、棉花、布纱、鲜鱼运到湘西，又把湘西的药材、土产运到这里。正因为小镇的繁华反而加快了鼠疫的爆发。

　　“鱼行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人，不到半个月全部死掉了。还有丁常发，也是开鱼行的，一家人共计12人，不到两天死了11个，他的儿子到外面读书去了才得以幸免。”王华璋说。

　　一时全镇草木皆兵，以为爆发瘟疫。王华璋下班后到丁家去了解情况，“哎呀，脸上看不得，全身乌黑，眼睛发鼓，看得心里发麻、害怕。”没想到，王华璋回家后一直觉得不太舒服，第二天精神恍惚，连店里招呼的早饭都没吃。

　　王华璋于是请假回家，到了晚上9时开始发高烧，口渴不止，第二天清早，母亲请了两个人将王华璋抬到了镇上的防治医院。“主科医生旁边站着一个外国医生，他给我抽血化验，说我中了鼠疫病毒，幸好来得比较及时，迟一天就没救了。”

　　另一名幸存者向道仁表示，他唯一的哥哥和外祖父，婶娘和婶娘肚中即将出世的孩子也死于鼠疫，自己感染鼠疫后，幸经一位叫“伯力士”的外国医生救治才侥幸活下来。

　　熊善初的哥哥和两个侄儿染鼠疫去世，吴光才的姐姐、姐夫、表姐死于细菌战。陈国建的叔父、4个姐姐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