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道仁当年在日本法庭上发言。

　　本报记者张祥 常德报道

　　年逾七旬的徐万智和丁德旺要比他们各自的儿女忙多了。2011年11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他们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定期要去位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内的办公室上班。

　　十多年前，他们就是常德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牵头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负责相关方面的统筹。“受害者协会”的成立，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但困境依然存在，大部分入会者已年过半百，不少受害者的孙辈甚至不愿加入协会。缺少年轻会员，徐万智他们连会用摄影机的人都找不到。

　　入会者大部分已年过半百

　　2月15日上午，徐万智给石公桥镇的贺介德打电话：“老贺，我不联系你，你就不主动找我。”贺介德是石公桥镇细菌战原告群体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之间的联系人，他本人也是一名受害者遗属。老贺告诉老徐，很多受害人遗属不愿意入会，老徐说：“不要勉强，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

　　入会手续并不难，只需要填一张表，附带两张照片，会费是30元。从2011年11月3日成立至今，协会已发展会员近300名，均为受害者遗属，“社会热心人士不能加入。”老徐说，“但可以对协会进行资助，我们能提供发票，随时可以监督资金流向。”协会的制度之一是账目透明，这为老徐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支持。

　　然而，会员中“一半多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徐万智说，“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有些人本来想入，但遭到家人的阻止甚至责怪。”

　　对不少受害者后人而言，“没有信心”是不愿入会的最大缘由。2月16日，石公桥镇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表示：“官司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成果也没有。加入协会又有什么用？”

　　缺人、缺钱，受害者协会工作举步维艰

　　徐万智的困扰远不止部分受害者后代不肯入会。

　　日本方面支持中国原告团的律师一濑敬一郎与徐万智等人保持着长期联系，好几年前，一濑敬一郎就催促中国方面将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的7643名死者资料整理出来，发送给日本律师。这些资料不仅指口述历史的文字记录，还包括调查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以及真实史料。

　　而这对徐万智来说，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担任“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主要领导的都是古稀老人，徐万智有精力催促各个乡镇的联络人整理资料，但老人们不会用电脑打字，更难找到会用录音和摄影设备的人。

　　资金问题也是个巨大障碍。徐万智说：“我们至今不知道还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在世，统计这个名单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受害者协会成立以后，徐万智一直在忙着寻求赞助，但目前获得的资金无法支撑庞大的资料搜集工程。

　　桃源县马鬃岭乡的联络人是83岁的李宏华，背驼如弓的老人每天徒步行走在各个乡村，包里放着一叠入会登记表。“登记表填了，我根本没精力坐车到常德去交，要徐万智过来拿才行。”李宏华说。

　　[观点]

　　需要关注的是

　　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

　　细菌战对日诉讼浙江原告团发起人、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

　　2月17日，记者联系王选，她在电话中出奇愤怒：“媒体不要只是报道受害人的故事，拿他们的悲情做文章。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怎么不让它被忽略。”

　　王选的愤怒来自于浙江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难产”。实际上，早在10年前王选就四处奔走，着手筹备受害者协会，但这个计划至今只是一纸申请书。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时，王选将其评价为“细菌战民间诉讼的新起点”。但实际上，她并不乐观，“浙江受害者协会成立不起来。细菌战纪念馆成立不起来，下一代人即使想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渠道。”

　　直接对日诉讼“可能性已经不大”，王选更希望看到“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的纪念活动等”。“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支持我们的口号，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历史不可能被淡忘，

　　但必须获得更多关注

　　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常德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

　　有些受害者后人逐渐不再关心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细菌战受害人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乡镇，他们接受到的历史教育是有限的，加之年代久远，对历史的关注度肯定会有所降低。在支持原告团工作以及保存细菌战历史材料这一块的工作，常德其实做了不少工作。在诉讼期间，政府虽然不能直接站出来参与诉讼，但给予了原告团很多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目前常德博物馆设有关于细菌战的展览台，这为市民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渠道。

　　政府部门批准常德成立受害者协会，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但是否可以设立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是否可以设立专门的细菌战受害者纪念场所？这些举动都能促进现代人更加关注和了解历史真相。另外，乡土历史教材中，可以将细菌战作为重要内容，对学生们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