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侨商     “那一支‘双喜’与南方人丝丝入扣”

　　南洋公司、简照南的“日籍”以及背后隐含的侨商群体，是中国近现代商人群像里一抹独特的颜色。 

　　“南洋”这个词，是基于明清时期中国中心的概念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清末民初，闽粤地区许多人为生计所需，远离家乡“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打拼，成为第一代侨商。这其中的很多人和简照南一样，为了在异国赢得一个舒适的商业环境，加入了他国国籍。

　　对侨商而言，“南洋”不仅仅是地理名词，更是一段艰辛的创业史。简照南选择“南洋”作为品牌词，恐怕就包含着针对目标主顾的营销战略。南洋旗下的各款香烟充满了纯中国风的怀旧情调，比如至今仍畅销于烟草市场的“红双喜”。 一个久居广州的人写道，“多少年来，身家千万的广州‘老细’，摇着扇子，屐着拖鞋，在南方的潮热里，懒懒地靠在骑楼墙角，下意识地塞一支双喜烟到百无聊赖的嘴里……那一支‘双喜’就在这样最恰当的时刻与南方人的自由随意、踏实不张扬丝丝入扣。”

　　另外，从现代商业的角度来说，作为快速消费品，简照南的经商之路更多掌握在普通消费者而不是政府、投资者、技术人员手上。严格说来，国货战略倒像是普通消费者与简氏共同“创造”的。

　　1911—1912年，因为简氏支持辛亥革命，捐献了大量现款给孙中山，东南亚华侨视购南洋烟为爱国。很快，南洋有一个牌子的香烟一个月内销售直升到5000万支，成就了南洋公司第一个增长期。据简玉阶回忆：从此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国货”这一概念的强大号召力。1915年，南洋公司进入华南市场。深受“洋人”之苦的广东排外情绪浓厚，受益于这股情绪，仅仅6个月，简氏在香港建起第二家工厂，生产了9.3054亿支香烟，几乎是1912年的4倍。

　　广东社会显然更理解简照南的理念和创业史，他的国籍问题在1915年就已见诸粤省报端，虽也引起震荡，但并未形成1919年一般的轩然大波。

　　“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

　　即使在简照南的“日籍事件”爆发之前，国货战略也并非无往不利。在华南站稳脚跟后，1916年，南洋公司试图北上开拓广大的内陆市场。简照南亲赴内地进行市场调研，但他吃惊地发现，“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南洋公司上海分部经理王世仁则发现：“沪人最杂，其爱国货心亦薄弱：尤有一种心理，凡上等社会及狭邪游中人，吸烟必要价贵为佳。”在汉口，英美烟比南洋烟更畅销，销售比例是10:1，在天津是14:1。

　　1917年，英美烟公司提出了合并的要求。颇为有意思的是，简照南一面在市场上奋力打击英美烟，抢夺市场份额；一面力促合并。在他看来，南洋兄弟身处乱世，仅以自己的这点商业资本很难独存。

　　香烟的畅销需要毛细血管般强大并且广布的销售网络。1916年，简照南曾试图与北洋政府合作，但最终因官方的傲慢而流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零售方面，作为广东人，他们还不如 “洋鬼子”了解华南以外地区中国市场的情形。因为英美公司是通过本地的中国代理商进行推销；而简氏是通过他们的广东同乡进行推销，这些同乡倒是操着一口难懂粤语的“局外人”。这样的“背景”，才是日籍事件持续发酵的深因。

　　1919年8月9日，北京的农商部宣布吊销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并宣布其为日本企业。这一举动马上引起侨商的如潮抗议。在他们看来，简照南一案意味着政府禁止中国人拥有双重国籍，并第一次开始歧视海外华人。在他们的严正抗议下，北京政府就简照南申请国籍问题做出决定。1919年1月13日，内务部恢复了简照南的中国国籍，并命令农商部恢复简照南的执照。但大难已经铸成，南洋烟在华南以北几乎绝迹。

　　在异国披荆斩棘的侨商重回中国市场后，陷入与上层、大众之间的隔膜，这也许正是侨商们的集体隐痛。简照南和南洋的覆灭是不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