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成效：民间组织的力量弥补政府部门的不足

　　现身说法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会倾向

　　民间组织的力量弥补了官方机构的不足，特别促使艾滋病患者发挥自助自救的作用。

　　2008年，黄竹林带领长沙市疾控中心去浴室等场所进行艾滋病初筛，3个月才检测到200多例。现在由民间机构组织，一年能检测三四千例。陈曦对政府公共购买民间服务后的效果十分满意，“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比以前高了很多。他们会想更多的问题，思考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工作人员会反反复复来和我们探讨，怎么进行快检，发现感染者后，怎么第一时间为感染者服务等。”

　　像关爱之家这样的组织，会员基本上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每年的防艾宣传中，他们现身说法，既稳定了感染者的情绪，又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会倾向，这是政府组织做不到的。

　　“购买服务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督导，在中大阳光做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派人到现场。项目完成时，我们会组织省里的专家包括我们的财务去核实与验收。要是他们做得不好或者完不成任务，我们会把资金收回，你没做事就把钱还给我。”黄竹林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你确定一个，我负责一个，同伴交流是最容易的”

　　关爱之家的前负责人小侃是一名血友病患者，1994年，在接受一种人血制剂治疗时，他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社会对艾滋病的显性歧视不存在了，但隐形歧视相当大，艾滋病已成为一个符号，“你做与艾滋病有关的事情，别人会认为你不是有艾滋病就是与艾滋病脱不了干系。”

　　成立关爱之家时，小侃也有过狭隘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比因性行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要干净些，不愿意与他们交流。在上海、北京学习期间，小侃的观念逐步转变，他开始懂得同伴歧视带来的诸多问题：人格得不到尊重，接受道德评判，污名化。

　　政府购买关爱之家服务后，关爱之家的办公室就设在某医院，志愿者能够直接下到病房与感染者交流，这是很大的便利。“你确定一个，我负责一个，只要他愿意，我就交流，同伴是最容易交流的。”小侃这样对省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说。他常常告诫病友：“你可以没有内涵，但穿着上，我们要阳光，给别人健康的感觉。”他认为要改变的还有医务工作者，“他们不是以天使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没必要对医生低声下气啊，我们是来解脱的，要有尊严，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以自身的经验，小侃会奉劝同伴规律地生活，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好，睡好。“年轻人总以为还没有发病，还可以玩，硬要玩到自己爬不起来、动不了了才打电话给我。往往到这个时候，坐救护车都不行了，要拿担架抬着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