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结构，山东省独占鳌头

　　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将军省”“将军县”出现在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第二次实行军衔制后，最高军衔上将的籍贯(简历中有祖籍与生长地者，按祖籍计算)，分布在21个省市，其中独占鳌头的是山东省，计有35名，约占全部上将的23.6%，接近1/4。其余113名上将籍贯的分布

　　情况是：

　　河南省，16名；河北省，15名；辽宁省，13名；

　　江苏省，13名；安徽省，8名；湖北省，8名；

　　湖南省，7名；陕西省，6名；山西省，5名；

　　吉林省，4名；四川省，4名；江西省，3名；

　　上海市，2名；云南省，2名；黑龙江省，2名；

　　重庆市，1名；贵州省，1名；浙江省，1名；

　　广东省，1名；福建省，1名。

　　全国出现两名以上上将的县(县级市)

　　共10个，它们是：

　　山东省招远市4名：迟浩田、王瑞林、刘顺尧、隋明太；

　　山东省荣成市3名：李耀文、王茂润、姜福堂；

　　山东省滕州市3名：李景、李继耐、刘书田；

　　山东省文登市2名：孙忠同、迟万春；

　　山东省胶州市2名：张连忠、张文台；

　　山东省临朐县2名：石云生、许其亮；

　　河南省林州市2名：曹双明、李乾元；

　　山西省原平市2名：傅全有、张工；

　　吉林省永吉县2名：赵南起、陶伯钧；

　　辽宁省瓦房店市2名：于永波、谷善庆。

　　年龄结构，平均62.6岁

　　148名新上将授(晋) 衔时的年龄分布，总的趋势是首批年龄偏大，往后逐渐有所降低，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段。

　　第1批17人，平均年龄69.18岁。其中70岁以上的10人，占了58.8%，最大的洪学智75岁；60岁至69岁的6人；59岁的1人(迟浩田)。

　　之后，各批晋升上将者，除第3批中有一人因特殊情况71岁晋升外，其余130人晋升上将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65岁。第2至第4批29人，平均年龄63.69岁。其中第2批6人，平均63.67岁；第3批19人，平均63.79岁；第4批4人，平均63.25岁。第5批10人，平均年龄6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64岁。

　　第6批至第20批92人，平均年龄61.1岁。其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56岁(徐才厚)；60岁以上的75人，59岁以下的17人，分别占81.5%和18.5%。

　　开始几批上将年龄偏高，有一定原因，笔者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全军高级将领的年龄普遍偏高。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颁发的《关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七年规划》，对“大军区、军兵种、科工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提出的规划是，“前两年(到1985年底以前)，要增加60岁以下的同志；后五年(到1990年底以前)，军政一把手，一般不超过65岁，班子中60岁左右、55岁左右和50岁左右的干部要各占一定比例”。说明当时这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中，还缺乏“60岁以下的同志”。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已经74岁，1987年76岁时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已经70岁，1987年73岁时卸任。1988年授衔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某些大单位中，适当保留若干名70岁以上身体强健的将领，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需要，它有利于搞好传、帮、带，更好地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1992年10月，张震已经78岁，邓小平当面指示他“还可以干一届”，以便“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于是，张震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83岁时卸任。

　　二是，从中将中选升上将的工作似乎开始得晚了一点。1988年首批上将军衔授予以后，到1993年才开始从中将中选升上将，时间相隔了5年。从表面上看，这是造成1993年和1994年两批晋升上将者，平均年龄达到近64岁的重要原因。军衔晋升制度不健全，晋升时机不适时，就会影响其生机与活力。解放军1955年至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期间，所授1057名将官(包括1955年9月以后补授的19名少将、中将、上将) 中，没有一名获得过晋升，形成一潭死水。第一次军衔制度生命的终结，除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是主要原因以外，军衔制度本身更新机制不健全，致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对军队建设起不到积极作用，影响了衔级制度生命的延续，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