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是刺头”

　　杨飞做刺头已经不是第一次。所以，在与湖大“叫板”的过程中，杨飞从未有过怯意。实际上，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老师、上司还是现在的湖大领导，杨飞始终都保持着自己的“刺头”本色。

　　杨飞的小学是在长沙市西区(现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度过的，中学6年是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杨飞自称，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捣蛋被罚是家常便饭，小时候曾经因淘气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

　　“大学基本是混过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逃课。”大学毕业后，杨飞被分配到建设银行，这是很多人羡慕的好工作。运气不错的杨飞半年后从银行一线部门被分到信贷部门，“这是银行的肥差，骑着单位配发的铃木王，腰别传呼机，西装革履，口袋里的钞票一天天鼓起来，抽的是最高档的香烟，各种私人用品也越来越高级，最新款的爱华播放器和索尼便携CD机我是出一款买一款。”一年前的穷学生快速变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银行小帅哥。

　　但即便是日子过得如此舒坦，一点也不妨碍杨飞做“刺头”，1995年，因为看不惯新来的行长，杨飞在办公室里和领导“大干一场，差点打起来”。领导当时就说：“你不是嗓子痛吗？明天可以请病假了！”杨飞也不示弱，一赌气就辞职了，大家眼里的肥差被他弃如敝屣。

　　同样的经历发生在2002年，当时在新加坡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工作了3年的杨飞也是因为和上司的矛盾选择辞职，回到国内。

　　事实上，这次被湖南大学转岗虽然在别人眼里有些自找的味道，但杨飞仍然认为自己是“被迫的”，“对于我来说有几大恶，说谎就是其中一个，花钱发表论文就是‘逼良为娼’。”

　　杨飞觉得除了这次与湖大叫板，他一直以来在系里都是好好先生，“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脾气已经好了很多，还经常帮老师代课，大家和我关系都不错，我发了长微博后，院系领导给我打电话也说支持我的观点。”

　　但是，因为不愿向制度低头又要站出来“嚷嚷”，最后，杨飞还是成了不折不扣的“刺头”。

　　“刺头”的履历五花八门

　　虽然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杨飞很少跟媒体谈自己做“刺头”的底气，实际上，杨飞并不是一个靠讲师饭碗吃饭的普通讲师。

　　杨飞是学二代。杨飞的父亲是湖南大学的教授，也是原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母亲是中南大学的教授。

　　杨飞不缺钱。从小家境不算太差，上班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90年代末我的年薪就有8万多元，这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很可怕的年薪。去年我当讲师年薪也才8万多元，你说我是为了钱当讲师吗？”虽然，杨飞不肯花钱发表论文，但不表示他没钱，这也是他能“叫板”湖大的底气所在。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杨飞已经年薪不菲，早些年在银行工作有一些积蓄，这些年，他炒股一直运气不错。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杨飞还坐拥三套房产，其中他一人居住的那套房子就有140平方米。最近，他还和朋友一起在距长沙50公里的郊外租了一块地准备搞农家乐。“实在不行，我姐姐在新加坡有公司，她老是催我去新加坡帮她，她是一个小财主。”

　　杨飞不缺经历。翻开杨飞的履历，简直是五花八门，大学讲师、职业摄影师、骑行发烧友、金融从业者、二流作家、纪录片拍摄者，他曾被素未谋面的老板赞助出书、在新加坡办过个人影展、一人从北京骑着单车回长沙，杨飞觉得某些经历甚至有些“传奇”，他唯一的一本印刷品出版物《滇藏星空》就是在一名企业高管的赞助下出版的，“这个老总根本不认识我，只是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和照片就打电话给我，认为我应该出书。我说我没钱，他就让我第二天去找他。”杨飞随后从这名老总的秘书手里拿到了一张3.5万元的支票，“我至今没见过这个老板。”

　　“他们现在千万别让我回去当讲师！”最初，杨飞仍为不能当讲师耿耿于怀，但是长微博火了之后，杨飞找到了更让他实现内心满足感的事情。“我说句实话，这是个好事，我一直强调对社会的贡献，帮助的最高形式是精神上的帮助，而且帮助的人越多越好，我站在讲台上，帮助的是几十个学生，但是我这次跳出来面对的是十几万读者，引起他们的思考，这是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虽然杨飞不忌讳“刺头”的称谓，但在采访快结束时，杨飞还是非常坦诚地向记者强调：“我其实不是存心挑刺，凡是不符合逻辑的刺我就要挑，凡是不利于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刺我就要挑。我就是通过身体力行培养刺头，把这个社会的风气改过来，最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