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凤：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

　　【专家名片】戴晓凤博士，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湖南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两型社会研究院 副院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 副主委。

　　互联网金融为什么在中国？为什么银行业要受监管？为什么影子银行要控制？为什么会有非法集资之说？为什么湘西集资案以重处而吴英案却引社会关注？互联网金融为何会遭种种限制？这些问题都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红线，即吸收资金的来源是否是“不特定对象的零星分散的中小投资人”。

　　从监管的职责出发，就是要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先不说现在制度层面的问题，仅从金融这个行业来看，可向不特定零星分散中小投资人吸收资金的机构有：一是银行，以承诺承担借款人风险方式吸收存款；二是保险公司，以承诺承担意外风险方式出售保单；(这两类统称储蓄机构)三是基金，改变银行业务中银行与存款人信息不对称而以每天公布投资价值方式发行基金单；四是信托，以确定投资项目信息发行受益权证；五是各类公司，以担保等形式保证支付能力发行公司债，如此等等。由此分析，再看面对广大中小投资人的互联网金融，拿什么保证投资人利益？如p2p，是将风险全部向投资人转移的方式。

　　余额宝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投资人与基金间增加了一个环节，增加了投融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本质上是不符合互联网精神的。至于目前金融领域时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是制度问题，是过度保护的金融垄断造成金融高度抑制，以及资金价格双轨制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和利益输送。互联网金融的真正意义是倒逼金融市场化改革。

　　但是，现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基本上局限于借贷模式，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最艰难的金融领域。信贷风险不是互联网公司本身有什么风险，而是违约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风险中最难管理的风险。自1950年代以来，金融风险理论创新占据当代金融理论发展的前沿与主要部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头。但信用风险管理的突破却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原因就是因为信用风险与其他风险都不一样，它是单个风险，却很容易构成系统风险。作为单个风险很难形成市场化控制工具，而作为系统性风险监管当局必须严防死守。纵观世界，对信用风险进行管理，就是设计一个当违约发生时，这个风险又谁来承担的方案。

　　信用风险管理工具主要有三类：一是向借款企业或第三方企业转移，即现在银行普遍使用的抵押担保，包括第三方或担保公司担保。二是向股东转移，即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要求与风险资本拨备，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额度不能突破股本比例要求等，P2P等互联网金融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三是向市场转移，即利用资产证券化、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工具，将信用风险向市场出售。如大家所熟悉的次级债券。

　　回顾金融创新的历史，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金融创新的轨迹是由银行为起点的。即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导致汇率与利率市场化，受严格管制的银行业，由于特定的资产负债错配结构，风险扩大，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越来越窄，直接威胁传统银行业的生存。银行要扩大经营范围，增加新的利润来源，提高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就必须在原有管制条件下杀出一条血路。

　　1960年代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因银行触犯相关法律而以银行业失败而告终，当时银行业吃了许多官司。接下来，各种规避管制的创新，层出不穷，结果导致原有的金融法律实施无效，法不责众，市场倒逼监管当局修改法律。美国银行业是金融创新的先驱者，从1960年代开始，但直到1998年美国政府才最后修订银行法。

　　我国是金融高度抑制的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肯定与美国不同。互联网金融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风起云涌，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抑制的管理体制，尤其是政府对垄断的保护，要想由现有金融体系内部来触动金融改革，很难。需要市场的力量，需要外部的力量。互联网金融其实扛起的就是这样一种使命，利用政府监管空隙，集聚起一股市场倒逼力量，向金融抑制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