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标准已征求过好几轮意见了，设市标准有所提高，但现在有些问题还在讨论和制定中”，一位参加过标准制定讨论会的学者介绍说。
去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公布，何方洪认为，这个规划与新的撤县设市标准应该有影响和紧密联系，比如设立建制市的规模，与国家新出台的城市规模标准就有关系。
“新的标准预计将在今年内公布”，接近民政部的人士透露说。南都记者致函民政部询问具体的标准公布时间表，对方以发布权在国务院未予回应。
放开之后
新一轮设市建议“两个弱化”
要弱化量化指标在能否设市上面的决定性作用，还要有更细的监管，否则将意味着机构、官位和行政成本急剧增加。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大批完成实际“变身”的县，迫切等待撤县设市大门被彻底推开。
蔡建明认为，撤县设市冻结期，我国经济和城市发展都有很大提升和飞跃。解冻初期如果申请量有一个大增长，应是可理解的。
但一位参与标准制定的学者预测说，标准放开后，不会引起城市申请井喷情况。“十八大文件明确说要有序设市，要看它的布局条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提出有序设市以及制定这些标准，也是防止大家一哄而上，给社会舆论造成一种错觉”。
“为防止重蹈覆辙，这轮撤县设市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冯俏彬认为，上一轮撤县设市中，达到指标就可设市，达不到就“做到”。
“重新修改标准，只能作为一个门槛条件。新一轮撤县设市中，一定要有两个弱化。”冯俏彬建议，一是弱化量化指标在能否设市上面的决定性作用，比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达到多少、人口达到多少等。可以有指标，但绝不能唯指标论。
另一个弱化，关乎撤县设市和行政级别的直接的联动关系，这被冯俏彬看做“新一轮撤县设市中的重点问题”。
“撤县改市对很多官员来讲，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更高的位置，更多的机构，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一切。所以，县改市在有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旦控制不好，背后意味着机构、官位和行政成本急剧增加。”冯俏彬提醒，不能把撤县设市单纯理解成简单升格。
蔡建明也提醒说，在实施中，撤县设市的监管一定要比过去更细。
“还是应先有一个设市预测与规划的顶层设计。可以由政府委托，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来参与规划设计。”蔡建明建议，通过第三方认证，确定优先设市的滚动推荐名单，再上报有关部门审批执行。
“如果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就有可能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干扰下，使得本应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被扭曲”，蔡建明说。
广东情况
“撤县设区”是主流
撤县设市，还是撤县设区？虽然只都是行政区划更改的“一字之差”，但从城镇化思路上来讲，两者可谓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