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游戏”看上去都很简单。第一天，附近泥窝潭学校的几位中年女老师来观摩，嘟哝了句“就是玩”，第二天便没来了。其实初始，很多老师虽然跟着培训老师的步伐在配合，但大多有点迷茫。这是一口深井，猛然坠入一摸黑是可理解的。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仅靠两三天的活动无法传达，但到最后，显然更多的老师开始领会。

　　以在环境教育中应用很广的“我的树朋友”为例，在树林中，蒙着眼，安安静静去抚摸一棵树，认识它。当取下布条回到林中，靠手去找那棵“我的树”，有的没找到，找到的，“几乎要哭了”。那一刻，人与树林，没有隔阂。 PLT开发了100多个这样的小活动，每个活动都是一个严谨的小系统。谭露露去过美国学校的自然课堂，“在森林里上课”，“觉得这种童年很幸福”，直到系统学习了环境教育后，才知道“这种放养，看似随意，背后却是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做支撑”。

　　金兰在美国新罕布什尔keene的一所小学实习，去森林里寻宝，一年级孩子找到无数让人惊喜的东西，但四年级孩子显然就没有如此的成果。所以游戏是成系统地变迁的。小学三年级后的，已不只是感官训练，而是用游戏来回答各种“为什么”。

　　再大点，则开始要去“调查、解决”问题。比如教孩子怎样调查学校，组成“能源警察”，巡逻，对不关灯say no。拿仪器去检测，各个老师、教室用电量，计算拔掉插头与不拔所节约的电，用感应灯与否的差距，最后出一份小报告给校长。或者做一份学校地图，发现“居然没有菜园与花园”，然后孩子们去与社区、学校商量，创建这个东西。

　　所有的事情，都不定目标，也没有对错，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路途。PLT倡导的绿色学校，迄今有2000多所，其实也只有100多所“已完成”。“注册就是一份承诺”，重要的是遵循一些指引往前走的路途，拥有了一颗怎样的心。

　　其实做几次这样的游戏是不难的，最难的，“美国的环境教育是成体系的，从幼儿园到大，不同年龄适应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参与培训的老师，“心向往之”，却普遍觉得，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一个真正的Leader：所做的都是最不打眼的

　　在武汉第二职业中学无疑属于“异类”的罗文，在红鹤村，却极其享受，似乎每个人都可交谈，都有说不完的话。这个小个子的英文女老师，无疑是三天培训中的“明星”。用AL的话来说，她是一个真正的Leader。

　　据刘健介绍，环境教育“在中国也有三四十年了”，如今“时兴”的国际生态学校，“在全国有八九十所”。但是这些学校环境教育先天不足，做得最好的“全球500佳”“国际生态学校”也有相同弊病。相比之下，罗文所做的那么不打眼，却赢得了很多掌声，似乎也最符合“美国精神”。

　　罗文的故事是从一个小花坛开始的。除了垃圾就是坚硬黄土，杂草都不长的花坛，她挖出石块，换土种点植物。然后有学生主动来帮忙，帮手慢慢多了。那个花坛也成了毕业学生的美丽记忆。学校统一绿化中，却以不整齐之名铲除，种上了灌木。 她和学校打报告申请堆肥，不允。在偏僻处偷偷进行，收集落叶与厨余垃圾，“我是个让校长头痛的家伙”。她与学生挖了一块地，种上香草、薰衣草、薄荷，去义卖，“赚了200多，好大一笔钱”。大家笑。此后小玉米、小蕃茄，花坛又重新出现，简陋围栏里，开满各色花朵。评比武汉绿色学校时，学校想起了她，帮这个“不合法”的花坛，换了好看的栅栏，“还报销了100多块工具钱”。罗文笑。

　　她们基本都靠废旧物品DIY，工具还是最困扰她的开销。不过始终抵不过收获的喜悦，那些花儿，喜人的南瓜，等等。在学校进行小型的农夫市集。她还自费去香港的嘉道理农场参观。

　　她和她的学生们，发自内心地，一步一步自然走了下来。即使微弱，却是真正的一种环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