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6日，花垣老县城小北门外,国立八中初二部旧址，下临酉水支流兄弟河。4年前的一场大火将曾作初二部校舍的张飞庙、大兴寺、真人殿化为灰烬，只剩下这块原址上的纪念碑。

乾州区乾城小学内，暑期钢琴培训班。

　位于万溶江边，原协台衙门旧址的乾城小学。这里曾作国立八中高女部校舍，如今旧迹了然无痕。

国立八中迁徙及各分部分布图

 

国立八中初一部第十届学生毕业照。

乾城文庙，曾为初女部校址。

　　□撰文/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 　从1938年到1946年，抗战时期从安徽流亡至湘西、川东的国立八中存在了8年。“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国立八中校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诗句)，在那些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日子里，十几岁的少年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湘西报国图存，保存“读书种子”。它也给落后的湘西地区播下文明的火种。回首这个短暂存在过的中学，它在艰难时世里走过的足迹，和它辉煌的成果，能带给今天什么启示？

　　背景 为了保存“读书种子”，“国立安徽中学”迁入湘西

　　抗战爆发后第二年，安徽省战时成立的四所临时中学，加上当时遭到空袭、处于动荡不安中的颍州(今阜阳)三所省立学校(颍州中学、颍州师范、颍州女中)，先后西迁。颍州三校迁校前，时任颍州中学校长苏家祥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示，李指示颍州三校迁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潢川。

　　当时正值台儿庄大捷后，据说日军空袭阜阳是冲着李宗仁而来。据当时在场的苏家祥的助手李春晓回忆，日机空袭阜阳时，李宗仁正在校长室和苏家祥会谈，“我还给他们倒茶”。由于颍州中学地处城郊，未引起日军注意，没有遭轰炸。

　　当时有人要求颍州三校学生加入“广西青年军团”，参加抗日，为苏家祥所反对。情急之下，他请求当时正在当地视察的安徽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华(后任国立八中校长)支持。邵华面对师生当场演讲，称要学生安心读书，保存“读书种子”，以图将来报国。

　　于是在邵华的支持下，颍州三校迁离安徽，到达河南潢川，后又到达武汉。安徽其它几所省立临时中学也先后到达武汉。1938年7月，教育部决定由这7所学校成立国立安徽中学，后改名国立八中。因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是安徽人，对国立八中师生颇为关心，安排其迁往湘西办学。

　　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深秋，随校流亡的孩子最小才8岁

　　1938年初，安徽省教育厅在该省几个县城及偏僻小镇设立4所临时中学，接纳抗战中流散的学生。但日军侵略迫近，经过几个月短暂平静后，被迫迁校。

　　据国立八中校友阚家蓂回忆，设在皖西小镇流波疃的第一临时中学，借用当地茶棚作教室。但有一天，该镇遭日军飞机轰炸，一个张姓女同学未婚夫被炸死，另一姚姓女同学母亲遇难，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小弟弟只有七八岁。

　　该校随即迁走。老师带着一群中学生，最小的初一学生才十二三岁，翻过大别山的崇山峻岭，磨破鞋子，衣不蔽体，到达武汉。

　　有国立八中校友回忆，在武汉停留期间，有同学在空袭中遇难，有同学弃学，有的看见报纸上的招生启事报名入学，有的随校继续迁徙。老师又当老师又当父母，带他们离开武汉。

　　国立八中师生有的从武汉坐船过洞庭湖到常德；有的乘车沿粤汉铁路抵长沙，从邵阳翻过雪峰山；还有的则走浙赣线到长沙，分途抵达湘西。

　　有校友回忆，从金华到株洲的火车上，一位同学病逝，被抬下车在铁路附近掩埋，离开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火车上难民如潮涌，连车头都坐满了人。行车还要躲避空袭，每当有日机飞临，就要停车，火车头跑进隧道，乘客下车躲避，等警报结束才上车。从金华到长沙就走了两个月。

　　有的迁校学生在桃源女中休整了几天，还参观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逢此乱世，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此后时而陆路时而水路，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学生们已疲累不堪。有的手牵手在路上拦车，有幸碰上过往车辆的，就乘车前行。途中已是夏天，为避开烈日，昼伏夜行，边睡觉边走路，有时会碰醒。

　　师生经过长达数月的逃亡，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初秋，艰苦备尝，终于到达这片可以容身的山水。

　　抵达湘西前，令学生们普遍印象深刻的，是抗战前刚刚修通的湘川公路上的矮寨天险。如今矮寨已修通公路大桥，成为湘西代表性风景之一。那时的矮寨公路盘桓曲折，奇陡无比，很多学生从这段天路开始认识湘西。

　　据部分学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记载，到达湘西不久是中秋节。当时气氛敏感，学生们都是背井离乡，很多同学和家人音信隔绝，甚至父母已在战争中身亡，遇到这样一个节日，心理格外脆弱。

　　为了让学生忘却思乡之苦，学校当晚举行了联欢晚会。但晚会结束，气氛微妙，有一个同学唱起《松花江上》，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感顿时迸发，很多同学掩面而泣，女孩子哭得格外伤心，在老师百般劝慰下才度过这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