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陆续设立“婴儿安全岛”引发舆论持续关注。

　　于今年“六一”启用的山东省首家“婴儿安全岛”短短11天就接收了百余名弃婴，超过2013年该机构全年接收的弃婴数。相较弃婴的不断激增，质疑声和批评声让济南市儿童福利院承压更甚。3个月前，广州婴儿安全岛在试点近50天接收262名儿童后，宣布暂停运行。而围绕婴儿安全岛合法性与合理性、社会救助与违法追责的争议，却从未停止。

　　婴儿安全岛不是“弃婴岛”——近日，从舆论漩涡中艰难挣扎出来的广州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徐久接受了人民网专访。怕再登风口浪尖，徐久本不愿面对媒体，但他更希望消除社会对婴儿安全岛的误解，并呼吁社会各方携手“标本兼治”减少弃婴。

　　保障生命权≠纵容弃婴行为

　　“弃婴岛”简称易引发公众误解

　　人民网：广州设立婴儿安全岛的初衷是什么？通过互联网检索，有关“婴儿安全岛”和“弃婴岛”的报道各有约10万篇。这两种说法有何差别？

　　徐久：婴儿安全岛的设置初衷是“保障弃婴生命权”，试点后确实改善了弃婴被遗弃后的生存环境，接收的弃婴能得到及时救助，提高了弃婴存活率。

　　婴儿安全岛最重要的是前四个字——婴儿安全。首先，我们民政部门所指的“婴儿”是一岁以下的。而“安全”，是指生命安全。也就是说，一岁以下、生命安全被危及的孩子，才是这个岛接收和保护的对象。

　　有些被送往婴儿安全岛的孩子并不涉及生命安全问题，比如说患有唐氏综合症，一般不会危及到生命安全，就涉及照顾问题。只要家长有心，你吃饭时候喂饱他，你喝水时候给他喝水，孩子基本上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家长有能力却不愿意这样做，把孩子扔在婴儿安全岛，就是恶意遗弃。

　　社会上把这个岛简称为“弃婴岛”，是不准确的，没有把婴儿安全岛真正的含义体现出来。“弃婴岛”的字面意思，可能被理解为“家长不要的孩子就可以往里扔”。

　　人民网：有人质疑，婴儿安全岛的开设变相鼓励了弃婴行为。你怎么看？

　　徐久：开设婴儿安全岛是为了避免弃婴遭遇“二次伤害”，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并不是纵容弃婴行为。但是我们发现，媒体关注的越多，被遗弃在安全岛的孩子就越多。婴儿安全岛开设期间，只要有媒体对广州婴儿安全岛进行了报道，当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收到的孩子数量就大幅增加。这就像是一种连锁反应。

　　由于种种原因，家长错误理解媒体报道，以为福利院开设了“弃婴岛”，就意味着可以扔孩子，就不受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另一方面，有些家长产生了从众心理，把安全岛当成是政府提供的一项“福利”，既然很多人都把孩子扔了，由福利院去照顾了，自己也没必要背着包袱，“不弃吃亏”。

　　弃婴短期剧增凸显接收能力有限

　　希望通过媒体让更多人意识到弃婴违法

　　人民网：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当初为婴儿安全岛试点做了哪些准备？后来又面临哪些问题？

　　徐久：在开始试点前，院里做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腾出一定床位、护理人员及配套设备，但弃婴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期，最多的一天，婴儿安全岛接收了16个孩子。

　　考虑到婴儿安全岛里面的保温箱、空调等设备需要消毒、保养，以及弃婴者的隐私问题，我们在晚7点到早7点开放婴儿岛，白天关闭。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是凌晨两点钟以后才能睡着。我要了解上半夜收了多少孩子，要把他们妥善安置。

　　弃婴短期内急剧增加，而且百分百是中重度病残，令原本就超负荷运作的福利院医疗、护理、康复、特殊教育、后勤保障等工作不堪重负。

　　更重要的是，福利院儿童居室密度已达到极限，每个班组养育儿童人数从原有约50人猛增至暂停试点时的80多人，有的班组逼近100人，许多儿童2人一张床，已有的隔离设施无法满足需要，疾病防控风险剧增。儿童精细治疗和护理以及亲情化、人性化养育难以保障。

　　人民网：广州宣布试点婴儿安全岛暂停后，又引发了“放弃弃婴”的质疑。对此，你怎么看？

　　徐久：我们认为孩子生命至上。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社会上的孩子生命至上，另外一个是福利院院内的孩子生命至上。我们要对已收孩子的生命负责。无论什么机构，其照顾能力都是有极限，不可能无限制地去接收，否则对已经接收的孩子是极不负责的。所以当对院内孩子照顾的质量发生下降的时候，我们当机立断来暂停。孩子是人不是物，不能放在仓库里面就不管了。目前我们还在针对已接收的孩子做相应的后续工作，暂时没有考虑安全岛重新开启的问题。

　　我们最担心的是传染病问题。突然增加了200多个孩子，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单独隔离。万一有一个孩子携带传染病毒，就可能造成整个区域的孩子都被传染，难以控制。

　　人民网：因婴儿安全岛的启用和暂停，广州儿童福利院曾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你们期待通过媒体让公众了解什么？

　　徐久：广州启用试点后，在一个时段内，媒体对安全岛何时设置、如何运作的报道比较多，而对弃婴这一违法行为的宣传教育，以及弃婴行为对孩子的伤害等谴责相对较少，甚至表示同情。在这个大环境下，弃婴者会错误地认为将婴儿送去安全岛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受到政府的处罚，而且是政府“支持”的行为。

　　《刑法》规定的遗弃罪对于遗弃的行为方式予以了界定，即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人意识到，弃婴是违法行为。建婴儿安全岛不是为了方便遗弃，是防止婴儿被随便遗弃。

　　防止家长因无力救治而弃婴

　　应健全病残儿救助及其家庭扶助制度

　　人民网：你和把孩子送往婴儿安全岛的家长，有过面对面的沟通吗？他们遗弃孩子的原因有哪些？

　　徐久：家长都有各自的苦衷。第一种是孩子经过很多治疗，也花了很多钱，但没有取得家长期待的效果。家长认为福利院能够帮助治疗。其实这是个误区。比如脑瘫、唐氏综合症等疾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福利院不是医疗机构，医院如果没有办法治好，福利院也不会有办法。

　　第二种就是家长在照顾孩子方面有困难。有的家庭不只一个孩子。就想着把残病的孩子送到婴儿岛，集中精力照顾好其他的孩子。

　　第三种是因经济问题，没有能力给孩子治病。事实上，目前一些病种，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兔唇，救治的渠道有很多，部分地方政府已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现在各地政策是不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区域分割”。比如说广州这方面的政策还是很完善的，但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本地户籍就没办法享受。

　　人民网：被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孩子，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病残儿童在家庭中长大与在福利院中长大，会有怎样的不同？

　　徐久：从广州婴儿安全岛接收弃婴的患病情况来看，占比最多的是脑瘫，第二位是唐氏综合症，第三位是先心病，这三种疾病占85%左右。相当部分的弃婴家庭可能因为贫困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和康复费用，且不能及时掌握相关的救助政策，最终不得遗弃亲生骨肉。这暴露了我国重病重残儿童福利保障薄弱的问题。

　　福利院并不是孩子最好的归处。同样是患唐氏综合症的儿童，在家庭中长大的，生活能力普遍比在福利院中长大的好。广州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那里的唐氏综合症孩子，可以每天自己从家坐校车上学。家里是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照顾，家长敢锻炼孩子，让孩子较多接触社会。福利院是一对多的照顾，一切都要以安全为重，员工会更多考虑责任问题。比如担心带孩子出去玩会发生安全事故，就尽可能少带孩子外出。

　　人民网：如何防止病残婴儿家庭因无力救治而弃婴？

　　徐久：广州大医院多，很多人带着孩子来广州看病，钱花光了病没看好，就把孩子遗弃在广州。各级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制度，制定适度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政策，逐步将非户籍常住人员子女纳入福利保障体系。建立儿童福利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对病残儿童及其家庭进行救助和帮扶。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香港等地的经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探索开展医务社会工作专项项目，尝试委托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向救治残疾人相对集中的医院派驻专业社工。

　　此外，国家应该在“优生优育”方面下更大功夫。比如给予政策支持并加大宣传力度，让孕妇都能享受到产检和孕期保健，降低缺陷婴儿出生率。

　　记者手记：

　　让家庭成为孩子真正的“安全岛”

　　6月20日午后，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门前的小路格外安静。更安静的，是路边被塑料宣传板围住已暂停运行的婴儿安全岛。

　　数月前，这里曾经历了近50个不眠夜。262个孩子在那些夜晚被父母遗弃在这里。不知他们的家长，踏上这条小路时，内心有过怎样的纠结。

　　“姐姐，姐姐……”一个头略大的六七岁模样的小姑娘扒着福利院3楼窗户上的栏杆，喊记者。稚嫩的童音，透着对陪伴的渴望。

　　婴儿安全岛，是儿童福利机构保护弃婴生存权的一次尝试与探索，为1岁以下的弱小生命得到及时救治而设立。据民政部统计，截至6月18日，全国32个婴儿安全岛共接收1400名弃婴、弃童。各地婴儿安全岛都接收到了1岁以上的非婴儿童。

　　针对弃婴，我国虽未设立单独的弃婴罪，但刑法里有遗弃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遗弃行为也有处罚。然而对儿童的保护，不应因其父母行为的违法性质而受到影响。反过来说，有能力抚养而恶意利用婴儿岛放弃抚养和监护义务的人，也很难做好孩子的监护人。

　　徐久在福利院工作了23年，从徐医生到徐院长，脑门上的头发少了一大半。尽管目睹了很多父母遗弃孩子，他依然相信人心本善，更多的是无奈之举。他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画——上善若水。发现孩子们拿到糖果就会满脸的欢喜，徐久便习惯性地在口袋里揣糖，这是小善。在他心中，保障更多孩子的生命，则是大善。

　　但是对儿童的保护，不能简单寄托于道德层面的善。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让家庭成为孩子真正的“安全岛”，才是治本之策。(赵艳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