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证件6000元

　　买证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5月26日，记者按照杨三妹身份证上的信息，在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找到这位64岁的老人。毛沟镇离吴廷标所居住的花垣县团结镇很近，相距十多分钟车程，且同在团结镇赶集。

　　杨三妹寡居在家，同镇的儿媳和她几乎不来往。她的庭院里堆满废纸板和编织袋。她靠捡垃圾维生，每个月收入百余元。按当地说法，她办证所花的5900元，几乎是这位老人的“棺材本”。

　　杨三妹承认自己认识吴廷标，但谈及“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办证费用时，便缄口不语。

　　嗣后，记者联系上杨秀春的母亲。他母亲一听说是记者，便称儿子的电话号码已经更换，随即挂掉电话。

　　记者走访数位吴廷标名单上的人员，他们大多对吴廷标其人赞不绝口，但一谈及“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记者发现，办证者多是些乡镇老人，且绝大部分为独居者。

　　5月30日，记者联系上两名愿意作证的成员。

　　吴启学是重庆市秀山县里仁乡的一名养殖场退休职工，他向记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吴启学回忆，吴廷标常去秀山县的玉宝寺(音)拜菩萨，两人因此认识，当时一同办证的还有另外四名村民。里仁乡位于重庆东部，与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县不到两小时车程。

　　吴大才是吴启学的乡邻，他告诉记者，吴廷标向他们兜售这个证件时神神秘秘，所说不多，但强调有了这个证，“就可以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他们。”

　　吴启学表示，他和一同办证的五人只交了一次性的费用，而湘西地区的组织成员还需要按月逐级向组织缴纳会费。

　　记者查阅吴廷标所持账单的翻拍照片，上面记录着，“2013年8月份交给师傅3000元，9月交师傅2700元。”

　　特权、宝藏的蛊惑

　　如吴廷标兜售证件时所说，“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记者调查发现，确有很多人持维和部队官员身份，进行各种可笑的行骗

　　张新则是另一个以身试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庆开往昆明的k167次列车停靠在遵义站时，51岁土家族男子张新上车，向列车长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大校军官证”，称自己正在访问民情，要求列车长为其安排座位。乘警长闻讯赶来，二人互敬军礼，张新被带到餐车休息。在之后的谈话中，张新因讲不清楚维和部队的工作职责，被警方识破并抓获。

　　除了有人利用维和部队证件寻求“特权庇护”，还有人用其来寻宝寻财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刘乐星与两名同伙来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一家银行，声称要存入500万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迎入贵宾区，刘出示了五张一百万面额的“美钞”。

　　该钞票不仅面额巨大，尺寸也较一般美元大出许多，且为塑料材质。工作人员表示，“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值的美钞，需要找一台专业的仪器检测”，稳住三人后，报警将其抓获。

　　面对警察，刘乐星掏出自己“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表示手中的五百万美元，是从别人手中购来，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无论警方怎么说，刘乐星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

　　更有甚者，为了这个谎言家破人亡—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阳籍64岁男子马文海因骑摩托车未佩戴头盔被交警拦下。马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执行官工作证”，声称自己正在解冻民族资产，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从事的“绝密活动”，予以放行。

　　警方将马带至派出所，才知道马曾任阜南县某镇副镇长职务，因忙于民族资产解冻事务被辞退，妻子怒而和其离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骗局，但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资产解冻就能完成，届时他就能获得高达5000万美元的中介费。最终，警方只能将其解冻民族资产的伪造文件全部予以没收，并罚款550元。

　　而49岁河南籍于某，利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办事员”的身份，四处劝人投资“世界民营银行”，敛财数万元，后于2012年4月25日在合肥火车站行骗时因形迹可疑被民警盘查，后因“诈骗罪”被抓捕。

　　打不垮的总司令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进入公众视野，实则警方与该机构的较量已持续数年，并于2010年抓获该机构的创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农民，他向警方承认，2009年，他到遵义市，创立“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等一系列虚假机构。

　　2010年7月，遵义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将余抓获。

　　“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6月2日，该案办案民警杨玲秋向记者聊起余思高时，仍对余的荒诞难以忘怀，还因对不能将其绳之以法而倍感遗憾。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杨玲秋说。

　　警方办案材料显示，其时，余思高的组织已经堪称星火燎原，成员多达数百人，遍布云南、重庆、广东、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们发放“中国联合国总部先锋官”、“执法官”、“执行官”、“公务员”等工作证。甚至案发时，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来到余思高的住处要求加入。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最为铁杆的，是余思高的数名贴身保镖，他们自称是林彪、邓颖超等人转世，对余思高谎称的身份坚信不疑，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最让杨玲秋无语的是，警方将余思高带走时，有受骗群众将杨玲秋拉到一边，悄悄说，“你见过联合国的主席没有？他就是。”

　　警方当场查获了余思高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令”、“中国联合国总部”等印章12枚，伪造的证明文件87份。但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余思高获罪。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国务院的，联合国的，我们明知是假的，但要办案的话，要权威机构出示一个正牌的印章来进行比对。我们难道去找国务院，找联合国吗？”最后，警方找到遵义军分区，在中央军委下达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可堪比对的印章，以“私刻公章”为由将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杨玲秋最后一次见到余思高是在2012年，汇川区的茅草铺派出所接到报案，称余思高又在某打字复印店打印联合国的工作证。杨玲秋现场警告余，“如果我在辖区再发现你一次，我送你去劳动教养。”

　　此后，余思高搬到遵义市的红花岗区居住。2013年，警方接到群众报案再次对余思高进行调查。忠庄派出所副所长杨安强告诉记者，这一次因为证据不足，连拘留的处罚都没有，只能没收其虚假印章证件。

　　行骗者还是受骗者？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他说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与遵义市警方拿余思高没辙类似，岳阳市警方拿吴廷标也没有办法。

　　君山区办案民警李细红对吴廷标的不老实大为恼火，他告诉记者，林术祥可按期释放，但对吴廷标，警方一定会想法延期羁押，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按刑法，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两千至四千元以上，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按照刑律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找不到报案人，5月28日，吴廷标如期被释放。

　　吴廷标的家在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中寨村。

　　即使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地，吴廷标家的贫穷也很惹人注目—一栋四面透风的木屋，整体向西北倾斜15度，摇摇欲坠。屋内昏暗、一片狼藉，四处堆满破旧的衣物，在梅雨季节泛起阵阵霉味。

　　据当地村民描述，吴廷标不喜劳作；吴妻田翠平则表示，吴在家里行为粗暴，一副领导做派，两口子常常争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县警方的记录里，还是村民的口中，吴廷标都未有过行骗乡邻的案底。

　　由于吴廷标显而易见的贫困和毫无章法的行骗风格，其在媒体报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个“误入歧途”、“一时糊涂”的可笑农民。

　　纵观吴廷标与余思高所发展的成员，他们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学历、乡镇居民。这些人群，在现实中一无所有，是权力与金钱的稀缺与渴求者；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们却又轻易地“无所不能”。

　　警官杨玲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余思高谎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虽然这个类似“七龙珠”的故事荒诞不经，但相信者不在少数。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按照武志红的理论，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而另一个让警方困惑的问题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这个组织里，吴廷标他们究竟是受骗者；还是行骗者？

　　余思高还创立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官网”(www.aaa13888.com)。经记者查证，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域名，而是挂靠在南京的一家公司名下。这个网站至今仍能打开。打开留言板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网站明显是骗人的，求教，他们的目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