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迁都”传言30年虚实

　　文|胡佳恒

　　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编的《北京城市设计的演变与发展》一书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干脆建议中央“迁出中南海”，在这片区域兴建新的办公楼办公。

　　总之，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北京日渐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也体会到了“北漂”的压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庙堂与江湖之间，30年来周期性出现“迁都”提议，而且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国家谈资——

　　比如，即使完全不熟悉政治的人，每一次看到有关“迁都”的新闻时，也可能会意识到，“又到了两会代表去北京开会的季节”；

　　陌生人之间只要观察彼此谈论“迁都”话题时的倾向，就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各自的省份，或者具体城市。因为在河南信阳、湖南岳阳、湖北襄阳……都常年流传着“迁都”到当地的说法，许多人会虔诚地想让你相信“这不是谣言”。

　　北京在理论上从来都不是最佳选择

　　无论如何，此次保定从“功能”上变成首都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粉碎”了在中国周期性出现的“迁都”学说。

　　换句话来讲，就是以往的“迁都”学说从来绝少将保定纳入观察视野。因为他们认为，从每一个数值上来看，保定，包括北京都偏离了中国的重心。

　　比如一项由中山大学副教授钟晓青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我国生态中心计算方法及定迁都生态安全损益分析》，从技术角度拆解分析了定都北京的利弊，以及未来迁都的可能性。

　　这里稍微提一句，回顾定都北京的过程，当时的决策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时的内政外交情况。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另一方面，《北京档案》杂志刊载的《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披露，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询问王稼祥新中国定都何处，王稼祥答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

　　而简单来说，这项研究建立在假设中国的首都应该位于“重心”的位置—版图的重心、人口分布的重心、经济总量的重心等基础上。

　　按照钟晓青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迁都”可能产生以下七个备选地址，它们分别是——

　　陆地重心，甘肃定西，一个去年发生过6.6级地震的地方；版图重心，重庆石柱，革命老区； 人口重心，河南桐柏，一个1984年就被河南省省政府确认为老苏区的县城； 经济重心，江西高安，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生态重心，湖北十堰，山沟里的汽车城； 水资源重心，重庆涪陵，“中国榨菜之都”； 粮食重心，河南杞县，以出产大蒜闻名。

　　北京与这些备选地址相比，都有从600公里到近1500公里不等的距离。研究认为，时下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也与北京所处的位置有关。比如“偏离人口重心，不利于民族团结；偏离经济重心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差异，贫富悬殊；偏离生态、水资源及粮食重心，增大运输费用，增加成本，加大了土地负担……”

　　暨南大学主办的《生态科学》2011年9月刊登的相关论文同时测算，如果首都完全迁移到一个新城，全部费用最多不过700亿元，“仅仅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资的三分之一”。也有专家估算，建设一个首都新城需要花费不少于3000亿元。

　　对“首都”头衔最不感冒的城市

　　如果要细致圈定一个学术界所认为的“迁都”合适选址，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这一系列的重心叠加起来，再寻找一块基本都能圈住的地域。进入21世纪后，多位专家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撰文称，湖北与河南交界的南襄盆地是比较理想的选址，被称为南襄盆地方案—附近的河南信阳、湖南岳阳、湖北襄阳三地有关“迁都”的传闻流传开来，似乎也与此有关。

　　也就是在今年3月保定传出成为“政治副中心”之前两个星期，又一份有关迁都的建议被递交到全国政协秘书处。提案人系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李崴。《江门日报》报道说他赞成的迁都方案，也是在互联网上被网友不断完善又变形的南襄盆地方案。

　　到目前为止，公开媒体报道过的“迁都”方案中，另外一些比较有市场的提议是首都迁往陕西西安。《南方周末》报道说，陕西师大一位副校长还曾撰文建议将首都迁到宝鸡。陕西对迁都动议的热情，也来自于一些本省籍的两会代表的想法。2000年前后，他们希望通过迁都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彻底打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历史。

　　唯一对迁都态度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上海。

　　还是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和委员因为“北京雾霾越发严重”，再次建议迁都。其中，有关上海成为备选城市的非官方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讨论超过20万次，天涯社区一则关于迁都上海的帖子，点击量则一下超过四万次。

　　人民网报道说，从网上观点判断，上海网民对首都的头衔并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