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历 5名为副科级以上干部

　　7名公务员中，除陶功财和李绍川外，其余5人均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且均为实职。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周成果52岁，年龄最小的陶功财32岁，汤利、涂亚、李绍川、肖世明的年龄则在35-40岁之间。

　　这7人“辞职”前多数已经在各自单位被委以重任。

　　以涂亚为例，他从路桥专业毕业后，刚参加工作就到了浏阳市交通局，是该局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人。交通局人事科与涂亚熟识的工作人员介绍，一开始，涂亚在公路管理站当一般工作人员，后来提拔为交通局工程科长，再后来去了公路管理站当站长，公路管理站更名为农村公路管理局，涂亚顺理成章地成为局长。

　　“涂亚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缺一项他都不敢辞职。”这位工作人员评价涂亚。

　　肖世明的成长路径跟涂亚有几分相似。浏阳市林业局行政科工作人员介绍，肖最开始在林场当一般职工，后来当了林场场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调去林权服务中心当主任，负责林权改革，局领导见肖世明把林权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将其提拔为林业局副局长。

　　周成果的履历则更为丰富，他从警校毕业后，23岁就当上了七宝山派出所所长，之后历任刑警大队、巡警大队、交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浏阳市公安局和长沙市公安局的领导层中，数人是他曾经的同学甚至下属。

　　一位辞职的公务员说，作为单位一定层级的干部，辞职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光单位领导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难过家人这关。“我们是从乡下考出来的，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我酝酿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气跟父亲说。”

　　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汤利准备离开社港镇时，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多次出面挽留；去年10月涂亚跟局领导提出辞职时，局领导让他不要开玩笑；陶功财则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做通妻子的工作。

　　公务员辞职，感受到压力的还有浏阳市委组织部门。一位要求匿名的辞职公务员说，他提交辞职报告时，有人找到他，说不能给组织上形成压力。

　　或许是考虑到这种因素，这些已辞职的公务员之间私下联系很少，但有一次一位辞职的公务员打电话给另外一位，要求后者晚点再去辞职，不要弄得好像两人约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