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慧案”是对“法治湖南”的一次考核

　　如何面对和处理“唐慧案”，对“法治湖南”是一次考核。考核结果怎样？根据目前网络、报刊上的各种评论、评说，这次考核的成绩似乎可达到“及格”或“良”的档次，与“优”还有相当距离

　　□姜明安

　　《法治湖南纲要》颁布一周年，湖南永州发生“唐慧案”。如何面对和处理“唐慧案”，对“法治湖南”是一次考核。考核结果怎样？成绩如何？根据目前网络、报刊上的各种评论、评说，这次考核的成绩似乎可达到“及格”或“良”的档次，与“优”还有相当距离。

　　一个地方，特别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域，如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较大的市，无论如何推进法治，要完全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是像“唐慧案”这种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案件，要绝对避免也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地方执政者治理水平的考量、评价，不仅要看他们管辖的地域是否尽量避免了出大问题，尽量避免了出不应该出的问题，还应该看在问题出了以后，他们如何面对，如何处理。

　　对像“唐慧案”这类案件的处理，执政者可以有多种选择：将当事人拘留、劳教；通过信访，由领导批示满足当事人的要求(不论是合理的还是无理的，先息事宁人再说)；通过复议、诉讼辨明是非曲直，依法律途径解决争议，通过纪检监察等法定途径查明事实真相，给申诉、控告、检举、举报人和社会公众一个交代。执政者无论选择这三种处理方式、途径中的哪种方式、途径，在现行法律、法规里都可以找到一定根据，在形式上都并不违法。但是湖南最后选择了接受当事人复议申请，并通过复议撤销劳教决定，并启动纪检监察调查的方式、途径。

　　如果仅从现行《信访条例》、《治安处罚法》和《劳动教养办法》的文字规定看，当事人确有“违法”行为，对之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乃至劳教并非绝对错误。但是，当我们在考察了当事人为什么“违法”的原因(其幼女被强奸，多年申诉、上访无满意结果)后，当我们分析了现行劳教制度的种种弊端(如无法律对之具体规范，实施时不经相对人质证、辩论、陈述、申辩等正当法律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后，当我们认真权衡了人权的价值和探究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后，就只能认定，给予当事人劳教是绝对错误的，湖南最后的选择乃是“法治湖南”的唯一选择。

　　“唐慧案”的处理涉及我国两项重要的现行制度：一是信访制度；二是劳教制度。信访制度有其必要性，重要性，是目前解决我国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渠道。但是，信访对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尽管必要、重要，它却不应代替复议、诉讼、仲裁、裁决，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主渠道，而只应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补充渠道。

　　因为信访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更多地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和中心任务的需要，更多地是依据政策和执政者对平衡各方利益的考虑，而非像复议、诉讼、仲裁、裁决一样，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如果我们把信访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主渠道，就会使法律逐渐失去权威，使人们逐渐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青天”不信法。就这次“唐慧案”而言，湖南方面如果不是通过行政复议作出决定，而是由省委、省政府领导通过信访批示作出决定，其对法治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至于劳教制度，它对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确实发挥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由部门规章对之予以规范，法律对劳教的对象、范围、条件、程序等未能作出严格、具体、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这一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制约，故可能给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带来严重威胁甚至实际侵害。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通过立法(如《违法行为矫正法》)改造、重构这种制度，立法机关也已将之列入立法计划。但此项工作进展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执政者自然无权废止这一制度或以其他制度取代该制度。但是，对于具有法治思维、法治理念的地方执政者来说，既然明知这一制度有缺陷，对人权可能构成威胁，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严格限制这种制度的适用。就“唐慧案”而言，虽然当事人在形式上似乎也符合劳教条件，但如果执政者即以此为据对当事人实施劳教，以实现其“维稳“的目的，其侵害人权，背离法治的实质仍会是显而易见的。幸运的是，湖南执政者没有闭着眼这样做。

　　什么是“法治湖南”？“法治湖南”的首要价值应是人权，“法治湖南”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我们以此考核湖南执政者对“唐慧案”的处理，应认为他们的最后处理是基本符合“法治湖南”精神的，对其处理评分给予“及格”或“良”的档次是适当的。当然，我们不能给他们“优”，因为根据“法治湖南”的要求，“唐慧案”本不应该发生。“唐慧案”的发生乃是违反法治原则、精神和要求的结果，是与“法治湖南”完全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