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永州最多。唐宋时期南方山林地带气候湿热，有各种蚊虫、毒蛇、猛兽
从汉代直到唐宋，流放地多是南方，那里被人称为“瘴疠”之地，有瘴气，容易生病。明清则主要流放到东北、西北的塞外边疆。
在贾谊的时代，整个湖南都还是蛮荒之地，长沙国作为诸侯国的首府，也不例外。到唐代，长沙、岳阳等地已经发展得不错，那些很苦的地方，越来越集中在广东西部、北部和湖南南部。
湖南南部，又以永州为最。根据学者的讲述，还有古籍中的记载，我们不完全统计了湖南历代贬官的人数及地区分布，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永州有80人还多，占了湖南总贬官数的一半以上。
清代王先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有历代湖南“流寓”人的名录，第一个流寓到永州(当时称零陵郡)的是东汉的蔡邕，因其书法家的爱好，他“名山胜迹到处品题”，在永州宁远县题写“九嶷山”。那些不同时代遭贬谪的人，一次次到达这个分别被称为“零陵郡”、“永州”、“道州”、“永州府”的地方，也是因为唐宋时贬谪的最多，那时的名称“永州”出现了40次以上。
历史地理学者张步天描述唐宋时永州、郴州等地的环境，“比现在更难生存”。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证，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要热一些，北方黄河流域类似现在的江南，温暖湿润，关中地区(今陕西)产的橘子和江南一样好，但今天，橘子的北界只能到淮河流域；而当时南方山林地带气候湿热，有各种蚊虫、毒蛇、猛兽，这样的环境，是人们畏惧的地方。
“而这正是贬官的最佳选择”，把他们贬谪到这蛮荒之地，一是惩罚，二来也有开化边远地区的用意。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处的永州、郴州一带，就成了首选。
路线：先至长江，湘水及其支流或许是首选
贾谊由京都长安赴长沙，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面对江水写了一首《吊屈原赋》，去往贬途的心境是悲凉的，他将屈原，也是自己，比作“横江湖之鱣鲸”，却最终“制于蝼蚁”，命运为小人所掌控。
流落湖南的贬官多是唐宋时人，被贬的多是京官，或者要到京城听命后出发，他们从京城长安(西安)、东京(开封)、临安(杭州)是如何到达湖南的？张步天从当时的官道交通推测，唐代从长安去湖南最便捷的路线，是经陕南、沿汉水至今天的武汉，再过洞庭由湘江各支流转湖南各地。
柳宗元本是被贬为邵州(邵阳)刺史，在行至洞庭湖时接到了再次贬为永州司马(比刺史更低)的命令，于是经湘江赶往永州，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唐代贬至永州的还有王翰，“也应该与柳宗元类似”。刘禹锡则是出长安后，绕道洛阳探望了他的老母亲，再南下经湖北江陵去的常德。
杜甫不能称为流放，是流亡。他从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经湖北公安，当年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到达岳阳，第二年春天，溯湘江而上经乔口、铜官、新康进入长沙。《湖湘地理》2007年6月24日曾以《1236载，杜甫不曾离长沙》为题，追寻杜甫在湖南的足迹。
到了北宋，长江以南水道未变，但因京城在开封，陆路多沿今天的河南境内至湖北，再转湘江入湖南。苏辙贬永州、秦观贬郴州、寇准贬衡阳，湘水及其支流耒水等或许是首选。
秦观快到郴州时，寄居在苏仙岭下的一个旅舍。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他从客舍向外望去，看到的只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踏莎行·郴州旅舍》)，漫天的雾气遮掩住周围的楼阁，暗淡的月光，使河边的渡口也变得模糊难认。那渡口，在郴江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