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见华
研究者惯于把贬谪经历作为流亡者一生的重要转折，或是其文学生命的高峰，而我们在此，是要发掘出他们与湖南的交集，行踪，和轨迹，那些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地理路线和地方。
时间：以唐宋为多；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
这是公元前278年农历的五月初五，“被发行吟”于汨罗江边的三闾大夫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渔父问他“何故而至此”时，他说出了那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又吟诵了他生命里最后一篇赋《怀沙赋》，投汨罗江而死。
那个渔父还劝诫屈原“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后世也有论者认为，这可能只是作者司马迁南游楚地时以当地父老传说而记，并非真的有这么一个渔父。
不管怎样，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位中国第一位流放者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屈原死时甚至是“怀石”投江的。
学者们把贬谪的滥觞上推到尧舜时代，传说中的舜流放共工、鲧(禹的父亲)被认为是最初的源头。然而，这只是传说，古书中记载的他们被流放的“三苗”之地是整个南中国，没人说得清具体是哪里。
真正开始的贬谪，始于屈原，这是中国也是湖南信史(可信任的历史)第一个被贬谪的官员。武汉大学的尚永亮教授本是研究文学，在他看来，无论贬谪还是贬谪文学，屈原都是第一人。
屈原历经两次流放，第一次在楚国北部汉水流域，“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离骚·抽思》)，他常在诗中以鸟自比，有时还会“狂顾南行”，但他不能回都城，只能是“聊以娱心”。
第二次，他“遵江夏以流亡”，“上洞庭而下江”(《离骚·哀郢》)，从郢都(今湖北江陵)东下，最远甚至到了“陵阳”，那被认为是今安徽省境内。
因为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军攻破，他又在今天湖南境内溆浦等地漂泊、流亡，投江之地，是在由汨罗向长沙行进的途中。
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就和两位流贬的人有关：屈原、贾谊。西汉的贾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因为被人诬告，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而贬长沙，当长沙王的太傅。当时中原人的眼中长沙还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
此后历代的贬谪之人，尚永亮将其通俗地分为两大类：一是坏人，二是好人。前者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成语“请君入瓮”中被“入瓮”的即是他)，北宋奸臣、宰相蔡京等；后者，也是大多数，是本无罪“甚至该提升”的“负向贬谪”。
为什么古代中国多有贬谪？尚永亮归因于它“以权代法”的政治环境，当掌权的不是正直的人甚至小人时，欺上瞒下、挟私报怨、打击政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而那些文人官员们又都抱着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总不甘以文人自居，总想在政治中“叱咤风云”。 无论贬官还是流放，多是因过失或犯罪而来，但常见的是，许多所谓的过失或罪名，都是其政治对手强加的，“许多文人遭贬的原因大多是借口而已”。
于是，悲剧就发生了。这些文官们在仓皇逼迫、小吏驱使下，踏上了岭南、粤北、湘南的万里贬途。
对历代被贬的人进行统计，发现它们集中在唐宋时期，“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一个唐朝官员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些从京城到外地、尤其是偏远地区当官的人，多是被贬的。
唐代到底有多少官员被贬？就全国而言，“有姓名、年代可考的贬官2456人次”，尚永亮给出他的研究数据。《唐会要》称当时的官员“晨趋丹陛，夕贬蛮荒”，早晨还在朝堂，傍晚就传来命令，贬到蛮荒地带了。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