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短片)

　　解说：

　　这张图是出自卫生部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报告中，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去年9月底包括云南、广西、湖南等地，在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数上位居全国的前列，面对数以万计的感染者如何能够让他们及时得到治疗，是这些地方一直在探寻的。

　　湖南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 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 晨曦：

　　我们是1992年发现第一例阳性，实际上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你做初筛的时候可以选择匿名，但是你做确认实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实名。

　　解说：

　　初筛和确认，一般的艾滋病检测分为两道程序，但本为保护未检测者隐私的出筛匿名方式也带来了问题。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陆林：

　　匿名检测我们当时应该使用的是编号，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无法告知，也无法提供后续的医学服务。

　　陈曦：

　　确认阳性以后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这个情况我遇到很多次，有一个省里它有一个病人，已经(确诊)是(艾滋病)病人了，他来我这儿要治疗，我说那你要拿确认报告单给我看，结果确认报告单的名字上面一栏就是一个12345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说这个数字是谁呀？没法给你进一步的治疗了。

　　解说：

　　虽然很多省份并没有把初筛的实名制正式列入当地的有关条例中，但是类似的操作在实践中早就存在，来检测的人数是否下降了？

　　陆林：

　　早期少数的有，经过这么几年，现在实际检测对象总体来说是理解和支持的。

　　解说：

　　根据介绍，目前在云南9万名左右的艾滋病患者中，已经有7.5万名已经记录了真实的身份信息，这对后续治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陆林：

　　抗病毒治疗、母婴阻断、定期的随访，母婴阻断里面还要提供人工的喂养奶粉等等这些，就是按照规定不同的感染对象，它的阶段有不同的医学服务的内容。

　　解说：

　　而对于艾滋病患者的个人信息，医院和疾控中心都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根据云南相关条例，如果医疗人员向无关人员泄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相关资料的，将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陆林：

　　7年来没有出现一例医务人员故意泄漏感染者信息的行为，因为云南升的条例里边对感染者的权利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能泄漏病人的相关疾病信息。

　　(现场连线)

　　白岩松：

　　看到这里依然会有一些疑问继续连线吕繁主任，吕主任，您说人家如果要是来检测的话，完事之后你只要留下他的准确的联系方式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实名制要身份证呢？

　　吕繁：

　　如果是只留下联系方式不留下姓名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信息的话，这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会给后续的医学服务的提供一带来很多不便的事情，可能还是联系不上，比如说我留下一个通讯的方式但是名字其他的一些信息都是假，但是实际操作我怎么样真正要给他提供我们的随访的服务、治疗的服务，要找他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很苦难。

　　白岩松：

　　吕主任，其实涉及到实名制的时候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人家的信息你不给人家泄漏，而且的确去保护他的话，可能他的担忧就会小很多，您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吕繁：

　　应该说，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刚才我们云南的一些实践，若干年来云南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比较多的，涉及的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人员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省份，这些年来没有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感染者和病人的信息故意泄漏出去的事件，所以我们说在有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以及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地方一些法规的规定情况下，我们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应该说可以做到这一点。

　　白岩松：

　　但是我觉得，仅仅靠思想教育工作，让人家不想恐怕还挺难，什么时候真的出现了假如说过去我们也发生过泄漏人家的信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都能够得到严肃的处理，甚至是用法律的方式对待他的话，慢慢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严肃，人们的这种信任感就会增加，因此，说到艾滋病检测的实名制问题的时候，它可不仅仅是一个艾滋病检测本身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综合的改变，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

　　(播放短片)

　　陈曦：

　　从病人角度来讲是不能去责怪病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感染了对不对，因为要是我去做检查才知道。

　　解说：

　　发现感染者并且告诉他们，对于从事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人员这很关键，但并不轻松，一直尊重个人隐私权的自愿检测原则，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

　　陈曦：

　　我们从1992年发现第一例现在是23000多个感染者，接近24000吧，主动来做的人发现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概是不到10%，主要的几类来源，一个是临床，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对监管场所的(检测)，像吸毒的、强戒所的等等，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主动做的，像男同性恋这一块。

　　解说：

　　潜在的感染者自愿检测动力不足，这是现实，湖南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陈曦：

　　在高流行地区我主张应该是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在有些像住院病人也好，在一些体检也好，能够主动增加一些检查项目，但是像一些中部流行的包括低流行的省，那么重点就是要在高危险人群，特别是要玩主省际之间这种流动人口。

　　解说：

　　这些可能的措施依旧是针对着重点人群，而坚持自愿为主依旧是有赖于对自身病情不自知的患者，如何迈过心理这道坎儿。

　　陈曦：

　　很多高危人群也好，感染者也好，他现在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些思维模式，可能我来正规单位去做检查现在疾控中心搞监测，他就认为是搞监视，实际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也不会到你单位找麻烦，从感染者这个角度，他更多有一个羞耻感，我得了这个病，我违反了道德，然后我自我谴责。

　　解说：

　　而即便艾滋病患者能够通过检测及时发现自身病情，他们仍要面对社会环境带来的日后生存困局。

　　陈曦：

　　就业有个体检，什么传染病不准录入，就学的话，外部的学生家长有意见，他也有可能传播给其他的孩子，就医的话呢，现在确确实实现在有一定的难度，比方享受低保的问题，按道理，吸毒本身是不能享受低保，因为你有钱吸毒你为什么没钱吃饭呢，但是你得了艾滋病就是，疾病这一块可以享受低保，如果你把它搅和在一起那你任何时候都说不过关了，所以一事对一事，政策掌握水平也要提高。

　　解说：

　　由此可见，一个实名制似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要提高实名制的效果，所依赖的是一个社会的体系的支撑，而这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白岩松：

　　针对艾滋病的实名制检测，其实社会上的声音似乎也黑白分明，比如说专栏作家连鹏就觉得，在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配合，以及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就对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有些草率，也不利于防艾事业。但是请注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一种将艾滋病携带者隐私权绝对化的取向，宽容有点超出了限度，隐私权当然重要，但公众的知情权同样重要。艾滋病不仅是个人的事，因为它的传染性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相关者有知情之权。这是他的看法。

　　(现场连线)

　　最后还是要连线一下吕繁主任，吕主任可不可以针对这样实名制的检测不是采用强制性，而是用增加吸引力的方式，您只要实名制我给你的治疗等等各方面免费的提供非常优厚的服务，而且谁要泄漏你的隐私要坚决处理，我们可不可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方式呢？

　　吕繁：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实际上一个政策的规定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以有若干的操作的办法，包括你刚才说的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吸引他能够进行实名的检测，实际上还是回过头来，除了这样一个鼓励的政策之外，正确引导特别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改善这种环境，减少感染者和病人的担心应该是最根本的。

　　白岩松：

　　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是实名制检测就得到治疗等等已经是比较优惠的，是在实行的。

　　吕繁：

　　确实。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吕繁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向我们解读这样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两难的问题。说到艾滋病有两句话必须要说，第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但是只在那一天关注艾滋病的情况的话，恐怕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需要的是365天都要持续的去关注。

　　第二个，围绕整个艾滋病检测的实名制，大家在讨论黑白、对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如果全社会对艾滋病毒的携带者都不再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其实实不实名制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