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东莞市收容教育所。这里曾收教过多少人，外界无从知晓，该所一位负责人只称“现在人很少了”。图/记者刘洁

　　如果不是黄海波嫖娼被收容教育激起舆论风暴，这个公众并不熟知的类劳教制度，几乎被人遗忘。

　　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在目的、途径以及对被教育对象的实际效果方面，差别不大。只是前者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因此涉及面窄，关注度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在“小劳教”——也就是已废止的劳教制度之外，“大劳教”问题不可小视。众多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禁制度，包括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戒毒、强制医疗制度等，与“小劳教”一样，强调秩序而弱化自由，强调效率而弱化制约，它们都是“后劳教时代”应当关注并逐步解决的问题。

　　本报今起推出“关注收容教育”系列报道，希望唤起社会对类劳教制度的更多关注。

　　虽然掌握的是一份有明显疑点的证据，但是警方还是将叶强(化名)收容教育了一年。收容教育带给叶强的，事实上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一年刑期”。

　　叶强是中山市东区起湾村村民。今年4月3日，因为在收容教育所有良好的表现，他提前2个月出来了。回到熟悉的住所，叶强发现自己变了，“有段时间，头晕晕的，老是辨不清方向”。走在生活了40多年的街道上，叶强“感觉好像要迷路了，总觉得方向不对”。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被收容教育10个月后，自己心理“有些障碍”了。

　　叶强是去年5月份在出租屋嫖娼时被警察抓的。对拘留15天的处罚结果，他没有异议，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接受的。但是，收容教育一年的处罚，一直让叶强难以释怀，他和起湾的许多村民都认为，这是因为土地问题上访而带来的“打击报复”。叶强提起两次行政诉讼，都败诉了。

　　证据存疑

　　叶强只读到了初中，对法律几乎不懂。在经历近一年的收容教育生活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承认警方的指控，是“犯了大错”。

　　去年5月17日上午11点多钟，在中山市东区大柏山村的一间出租屋里，叶强被破门而入的警察逮了个现行。随后，他被带到了中山市东区竹苑派出所。

　　叶强称，自己在派出所被戴了手铐，铐在铁凳子上。他对警察说，“抠女违法不对”，但“很辛苦”，希望“锁铐松一下”。对方说，“这个无所谓，大家都是本地人。”

　　叶强告诉记者，在询问中，警察要他承认多次嫖娼，一开始自己不同意，但后来警察告诉他，“一次和多次都没差别的，最后都是要拘留15天。”

　　被铐得太辛苦的叶强也就签了字，认可了“多次嫖娼”。正是因为这个“多次”，警方后来作出了“收容教育一年的决定”。这显然是叶强始料未及的。

　　虽然叶强在笔录上承认了“多次嫖娼”，但是根据笔录来分析，警方的这份证据还是有明显的疑点，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被抓当天，叶强一共做了两次笔录，这成了他后来被收容教育的重要证据。第一份笔录中，叶强嫖娼次数是两次：除了被抓的一次，还有一次是2013年4月份的某一天，和同

　　时被抓的女子有过一次性交易。

　　做完第一份笔录后的4个小时，叶强又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笔录中，叶强嫖娼的次数增加到4次，新增的两次时间也提前了：一次是在2012年9月，一次是在2012年10月。

　　根据《询问笔录》，叶强的这4次嫖娼行为，都是在大柏山村的出租屋，都是和被抓女子在一起。

　　作为重要的证人，被抓女子也做了两次笔录。她提到的具体场所都是“东区大柏山柏莲里12号出租屋”，房间也一样，是在一楼的最后一间。

　　但警方做的另一份笔录，却又否定两人承认的“多次嫖娼”的事实。叶强被抓后的第二天，警方对这间出租屋的业主做了一份询问笔录。笔录中，业主称租房子给那名女子是在“四天前，即2013年5月13日所租的”。而叶强和那名女子承认的4月份的那次嫖娼，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了。

　　这些矛盾的说法，在之后的诉讼中都没有引起法院的重视。在中山市中院的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虽然公安局在本案收容教育决定中只认定了(叶强与某某)于2013年5月17日实施的卖淫嫖娼行为，确有欠周全”，“但不能改变叶强多次实施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的事实”，警方的决定也就“并无不当”。

　　打击报复？

　　叶强最初坦然接受了自己要被拘留的事实，但待了5天后，警方告知要收容教育一年。他开始让家人联系律师，“想办法提前出来”。

　　律师赵绍华去年6月3日接受了叶强家人的委托。赵律师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但是叶家人找来之前，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还存在收容教育这回事，“包括我的同行们，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是早就废除了吗？’”

　　事实上，收容教育所一直都存在。据媒体报道，广东是全国收容教育所最多的省份，有13家之多。具体收容教育的人数，警方从未公开，只能从广东省公安厅的各地警讯中“窥斑见豹”：2010年2月9日，深圳警方通报，半年来收容教育43人；东莞在2010年5月31日的通报中称，为期三天的“曙光二号”行动，收容教育45人。

　　在中山和东莞，收容教育所和拘留所、戒毒所三所合一。东莞市收容教育所的一位负责人称，被送进来的人都是分区管理，“现在收容教育的人很少，女的比男的多。”

　　具体的原因，该负责人称，主要是执法中，男的很难掌握“多次嫖娼”的证据，而女的只要有过被拘留的记录，就可以被收容教育了。

　　叶强第一次被抓，就被“收容教育一年”。据其后来在收容教育中的经历，他和起湾村村民都认为是因为土地信访而被“打击报复”。

　　叶强2013年写的日记多次提到，在收容教育期间，警方来询问上访的具体细节。

　　2013年6月3日下午3点多，警方“来提问我”，“问我谁是上访领头人，谁在后面出钱，是不是某某的指使。”

　　叶强回答不知道，警方也就此给了他压力。日记记录称，“东区公安领导说，如果我不合作，还可以加我一年。我说，你加我一年也都没有办法。”

　　日记中，还有几次警方来提审的记录，其中一次是2013年6月26日下午3点10分，在问了一些上访的情况后，一位领导说，“只要我说出他们的要求，就可以申请出去，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2013年7月12日晚上7点40分，收容教育所一位领导叫叶强到车间办公室问话。这位领导称，“你本应是15天或半年的，为什么定了一年？是因为你在上访”，并称“如果你合作的话，会放你出去，你把领头人指出来，这是保密的。”

　　关于警方询问上访的事情，赵绍华介绍，自己在去年6月3日接受委托后，去收容教育所和叶强见过几次面，叶强均提到了警方提审的事情，“主要是问上访的事情，完全和他个人的案子无关”。后来在帮叶强上诉时，赵绍华对警方在作出收容教育一年决定后的提审行为也提出了异议。

　　赵绍华认为，叶强被收容教育可能也与广东当时的环境有关，虽然那时劳教制度尚未废止，但广东省已经不再批准新的劳教人员，这或许也是重要的背景。

　　收容生活

　　在村民李惠媚等人眼中，叶强的经济条件一般，和村里人关系很好。因为人很老实，在其最初嫖娼被抓后，村民们还都不相信。因为上访，很多村民很小心，而叶强也曾提醒过其他人，要注意这注意那的，没想到他自己却出了事。

　　叶强称，管教的民警告诉他，中山市被收容教育的，“几年前有几个，现在就只有你和一起被抓的那个女的”，其余的都是拘留人员。

　　被收容教育时，最难受的是开头的一个月。他心有不甘，另外对自己在外面承接的一些装修工程也放心不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在收容教育10天后的2013年6月11日，叶强因为帮助平息了一次打架事件而成了“牢头”。据叶强日记记录，那天下午6点多钟，“突然有三个越南人和一个湖南人打起来”，叶强“和几个管工立刻跳到了台上，大声叫别动，把看的人叫在一边，全都命令坐下，教官也来把打架的带走了”。

　　第二天是端午，叶强8点起床，点完人数后，每人分到凉茶、花生、饼干。他看了一整天电影，“看外国片有点无聊，就过了一天”。

　　其他大部分时间，叶强的生活都是在做工。他和那个女的都成了组长，管几十个人。在收容教育期间，俩人碰到过几次面，“会带人到对方车间拿货之类”。“听说她也是收容教育了一年，也找不到她了。”采访时，叶强感觉是自己连累了她，突然记挂起来，显得有些落寞。

　　叶强在里面做工的生活很规律，平时每天6点半就要起床，8点左右就开始上班，在工厂做些简单的加工，晚上7点多钟下班，回到房间冲凉、看电视，晚上10点左右睡觉。

　　叶强说，在里面的饭菜不怎么好，每天就是“豆芽炒豆芽，青瓜炒青瓜”，当然，每星期也会加一条腊肠或一个鸡蛋。要想吃得好一点，就需要自己花钱，“有钱才好过点”。

　　作为“牢头”的叶强，日子比其他人过得好一些。冬天冷了，可以多加一床被子。叶强称，在里面还比较规范，每个房间里都有摄像头，不会太难过。

　　记者采访的一位叫娟子的沐足技师，她2009年被拘留过10天，和收容教育人员有过接触。娟子告诉记者，收容教育人员大概有20多个，会单独住在一个房间，但工作时就会和拘留人员在一起。“管理很粗暴，有些做得慢的就会遭到责罚，上厕所要报告拿卡”。

　　湖南邵阳一名男子也曾被关在东莞市收容教育所。2012年5月24日，这名男子和妻子吵架后在东莞清溪的一家酒店嫖娼被抓，因未及时交上5000元罚款而被收容教育半年。记者联系试图采访时，被拒绝了。

　　这名男子的亲属——邵阳一位退休的法官通过短信告诉记者，“侄子现在还有很大阴影，非常抗拒，明确表示不愿意再提”。

　　对于叶强而言，最初在收容教育期间，他一直觉得里面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但只有在出来后，发现自己总担心迷路，这才意识到收容教育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记者刘洁 广东中山、东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