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8日湖南《大公报》刊登的救火机器广告，称“经由第一救火队试验出水以及机械，无不称美。”

　　5月，上海、重庆、湖北三起火灾，多名消防员牺牲，让消防员群体再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回望89年前，1925年长沙，在今天的何家巷处，也燃起了一场大火，烧掉1600多户房屋，致20余平民死亡，现场救火的10名消防员罹难，其中包括一名消防班长沈忠富。湖南《大公报》称，这是长沙十数年来未有之火警，百年未有之浩劫。

　　以沈忠富为代表的消防员之死，其身前身后事，牵出了民国长沙的消防体系和救灾框架。消防预防体系的缺失，消防设施的严重不足，基层民间力量的迅速反应能力，这些从历史深处走出的细节，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伤口，也有我们曾丢失的社会结构。文/本报记者柳宝来

　　火起： 灯笼店凌晨失火，附近有三家洋油公司

　　1925年4月21日凌晨3时，长沙城一片静谧，西北风凉凉地吹，除了部分熬夜打牌的人，大多数居民都已入眠。

　　突然，城南正新街一带响起尖锐刺耳的警笛声，附近人们出门眺望，发现警笛传来之处火光通天。

　　湖南《大公报》4月22日报道称，起火点是正新街28号陈泰丰灯笼店，当时，巡警解湘荣、张子良巡逻到附近，先是嗅到一股刺鼻烟味，随后就看到灯笼店门头蹿起了火球。解湘荣用力推门、叫喊，声嘶力竭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火苗不停上蹿，店内火光大盛。他们发出了火警。

　　这家灯笼店不远处，就是美孚洋油公司的店铺。

　　发现火情后，隶属于长沙警察厅的消防队员在班长沈忠富带领下出警，与此同时，长沙城区各处义务救火队“纷往驰救”。《大公报》称，“警察厅消防队与乾元宫、清泰团、社坛街、鳌山庙、西湖桥等地救火队，还有城厢内外的各处‘水龙’”均前来救援。

　　当人们扛着“水龙”，提着木桶，端着水盆赶到南门外正新街时，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原本带着凉意的西北风裹挟着热浪助长了火势，不时有爆炸声传来，大火已从灯笼店蔓延到几乎整条街的店铺，3家挤在一起的洋油公司已成火海，不时有油桶被炸上天空，随即又落在远处屋顶上，炸裂成为数块，洋油喷洒之处，皆是一片火海。

　　救火：“水龙”射程不够，烧灼的墙壁压向消防员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一筹莫展。

　　西北风，竹木结构的店铺墙壁，狭窄的街巷，三家洋油公司储存的大量煤油，加剧了大火蔓延的速度，消防员手里简陋的“水龙”射程远远不够。

　　“当时他们的主要灭火工具就是‘水龙’，”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说，“这个机器长1米多，将水灌入后，用人力将水压出喷向火点，喷射距离也就十几米。”

　　何家巷口的火势最大，消防班长沈忠富扑了过去，他在院墙上向火点喷水，浓烟伴着水雾瞬间腾起。不料，被大火烧灼多时的墙壁，突然开裂倒塌，沈忠富被掩埋。

　　在救火过程中，殉职的还有另外9名消防员，其中包括消防教练邓肇鸿。

　　“当时的消防人员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隶属于警察厅的专职消防员，另一种就是义务救火员。”陈先枢说，“他们其实就是自愿参加义务救火队的市民，被分在长沙城区不同的地点，一旦附近片区有火灾就会出动。”

　　灾后，沈忠富的遗体被队友挖出，他的脸被熏得焦黑，手脚蜷缩，筋骨都能清晰看到，全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大公报》称“惨不忍视”。他是罹难的10名消防员中职位最高的一位。

　　无论是政府的消防队还是民间救火队，他们的工具都比较简陋，一直到1930年代后才有消防车。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介绍称：“水枪是最多的，属于最简易的消防工具，比起水桶泼水，水枪的射程大大增加了，其原理就是将水抽到管里再喷射出去。水龙比较高级，20年代，一般一个消防队只有一台水龙，上世纪30年代后，长沙就有了消防车，大多是进口的。还有一些称不上专业的救火工具，如水桶、水盆”。

　　据湖南大公报记载，由于救火水龙全部走的南门，堵在了那里，也影响了灭火的速度。“救援队伍都从南门涌出，一方面是因为走南门口最近，另一方面当时长沙在修环城路，东西两边城墙拆掉，西边是沿江大道，东边是建湘路，当时还在修，其他都是一些小街小巷，只有走南门这条路最好走也最近。”陈先枢说。

　　救护：政府力量到达前，士绅组织救灾

　　在政府力量到达之前，由士绅控制的基层组织已经有所行动。

　　火灾留下了2500多名灾民，受灾附近地区的吉祥团、里仁团、卫忠团(下文简称三团，“团”即地方基层组织)士绅们联合慈善机构，成立了救灾事务所，救护灾民。对于牺牲的消防员，火灾当天，三团就预备为遇难的消防员开追悼会，并造册呈报政府要求抚恤。

　　湖南《大公报》在4月23日、24日、25日、28日屡有提及抚恤、追悼事宜。沈忠富尸体挖出后，警察厅长发洋一百、红牌楼街坊捐洋一百购买棺材装殓。各个街团的商绅，听到沈氏事迹后也准备筹措巨款开追悼会。

　　士绅们上书省当局，认为宪法中有人民请求政府救济灾难之权，要求政府对灾民务设法救济，对救火中的死伤员兵务“从优抚恤，以资激励”。

　　沈忠富最终获得省当局表彰，省当局决定从优照准陆军中尉例给予恤金，也准备了祭文，制好了横匾，上面写着“舍身就焚”，两挽联是：火之燎于原，不可遽迩”“没而祭于社，其在斯人”。

　　4月27日，三团绅民们为沈忠富召开追悼大会，《大公报》说，省长赵恒惕派了省当局秘书长李届期代表他本人前往祭奠，当场念了一篇骈文赞颂沈忠富，还指示一艘小火轮，专送沈忠富。政界对其可谓备极哀荣。

　　4月28日，前来吊唁的人们“此去彼来，拥挤不堪”，约5000名市民驻留追悼会场，因来者众多，追悼会主办者决定延长一天。

　　4月30日，沈忠富出殡，长沙人出街游行，省长派出军乐连鸣奏哀乐，省属卫队队员，学生、议员、公务员、商会代表，3000余人默默跟在灵柩后面。队伍从消防队出发，走到西门外的湘江边上，花了4小时。沿途所经之地，“各铺店设席致祭，燃放鞭炮者甚多，以八角亭一带甚多”。(《大公报》5月1日)

　　反思：限制洋油公司存油量，但未见调整救援体系

　　长沙县知事周伯南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火灾发生后，周伯南上书省长，要求取缔火油营业，理由是预防火灾。尽管当时灯笼店的失火原因尚未查明，但多数长沙市民认为，形成大灾的最关键原因在于附近的洋油公司。周伯南在上书中提到，大火区域内，有亚细亚福记、美孚正大、德士古等三家英美煤油公司，它们“栉比相连，隔距咫尺”，而防护并不坚固，又存了大量火油，“一旦燎过，不可制止”。(湖南《大公报》4月30日)

　　周伯南的提议并非毫无道理，《大公报》引述调查人员的话说，火起后，因烧到了洋油公司遂迅速蔓延，“水龙”无法靠近，油桶四处爆炸。

　　5月初，长沙警察厅与市政公所联合拟定具体的预防火灾办法上呈省当局，该办法规定每店储存洋油不能超过10箱，同时将派员随时稽查，对于超过限量的公司要予以处罚，新建房屋与相邻房屋之间需有一定间距。

　　呈请书说，去年(1924)长沙小西门外发生火灾时，就曾出台限制洋油公司的办法，并且通过交涉司(外交部门)照会各国领事，结果却“迄今未能实行，以至于酿成这次惨灾”。

　　省当局未能立即作出限制的决定，因为洋油公司存在外商背景，即便省长赵恒惕批准了，也需经由外交部门照会各国驻湘领事，由英美驻湘领事来整饬这些公司。“预防火灾办法”最终获赵恒惕的批准。“赵恒惕为土军阀，并未直接依靠外国势力。”陈先枢说，“但在当时举国利权多为外国所持的背景下，赵根本无力也不敢去真正管束在湘洋商”。

　　然而，火灾调查的反思多集中在街道狭窄，导致水龙出入困难，大火太烈，水龙不敢近前。救援设备如何、救援力量、救援体系如何，消防员为何会付出生命代价，均未见反省。消防员之死，似乎仅成为一个忧伤的符号。

　　于是南门外的悲剧在近5个月后在北门上演，1925年9月8日，长沙铁佛寺街前北门外湘春街起火，大火延烧铺屋达六七百家之多，“实为湘省历来未有之巨灾”。像钉子一样扎在密集店铺中的洋油公司又一次成倍放大了火灾和其带来的惨重后果，而救援力量的不足没能再次阻止火势蔓延。1935年，国民政府统治湖南，按照《各省消防组织设置办法》，长沙市通过整编长沙市消防联合会，成立长沙市义勇消防总队，统一指挥火灾救援，制定了更系统的救火方法。

　　3年之后，文夕大火中，长沙消防队已有了更强大的消防车，但车内的水被换成了汽油。工具的进步没能挡住滞后的社会管理，13年前的消防员之死，没能激起当政者对这座城市的责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