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向

　　被惩后有的当小官，有的另谋生计

　　在民国，除非被判死刑，贪官落马之后，并不意味着仕途就即刻暗淡。比如曾任长沙县县长的刘裔彬，他被“惩戒”后，还当了几任小官。

　　那是1936年，刘裔彬因贪污渎职被监察院移送至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核办，经查，刘裔彬担任长沙县长期间通过刊发闾邻图记获利4000多元，同时构成渎职。

　　刘裔彬的政治生涯从1927年开始，先后在湖南省建设厅、民政厅任科员，历任华容县县长、宁乡县县长、衡山榷运局局长直至担任长沙县县长被弹劾惩戒。不到10年，刘裔彬从一个大学生迅速升为一个县长，仕途一路平坦。被惩戒之后，刘裔彬又辗转至浙江海门担任专员公署科长、湖南郴县担任专员公署科长等职，仕途一落千丈。1940年，刘裔彬卸职回家，脱离国民党，专心研究中医。1946年任湖南省政府参议，但仍继续从事中医师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了医师。

　　而那位被判刑但没有坐过牢的胡迈，被免职后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移居北京，1960年去世。

　　[时间·纵深]

　　派系斗争让监察制度无法有效运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沛介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分为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设立监察院的初衷就是为了分权和监督。

　　20世纪30年代，全国被划为几个监察区，例如两湖地区就同属于湖南湖北监察区。从制度设计上来看，监察院在监察贪官污吏的同时，监察委员也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免受掣肘。江沛认为，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反贪”上并不是毫无作为，但是其内部存在的几个问题，让这一制度最终难以有效执行。

　　国民党成立以来，内部始终存在众多派系，派系之间并没有一种可以相互约束的机制，监察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派系斗争让这一制度无法有效施行。1947年以后，国内经济出现难以为继的困难，一方面是老百姓在骂政府，另一方面则是公务员本身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转而走向权力寻租。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各个机构之间相互争夺，让沦陷区乱上添乱，当时有民谣如此讥讽国民党：“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蒋介石自己没有以身作则，江沛介绍，当孔祥熙和宋氏家族出现以权谋私的现象时，蒋介石碍于亲戚关系，始终没有下手，如此做派自然难以服众。

　　记者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