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尤其需要警醒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除了强奸、猥亵,还有些性侵犯行为虽然没有身体接触,例如迫使孩子暴露身体、拍摄裸照,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帮助,创伤有可能持续到成年,甚至影响一生。发起者格雷丝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坚不可摧》,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站出来直面镜头,也是在相互传递信念和勇气,努力跨越内心的创伤。也有人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虽然决定参与,但还是选择了不面对镜头。而振浩和怡冬,从当年的痛苦迷茫,到十几年后决定举报,其实也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路程。
解说词:这张照片拍摄于16年前。那年夏天,学校拍摄高中毕业照,这些受过侵害的患难兄弟们特意在一起拍下了一张合影。
怡冬:拍了集体照以后就开始分组,我们这些人就走在了一起,决定要拍一张照。我印象很深的是张大同就站在很近的地方。从我的感受,拍这张照片是一种沉默的反抗吧,我们没有勇气正面反抗,站在一起可以暗示张大同,我们互相之间交流过,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振浩:张大同当时在场,他很敏感地问你们这是一个什么群体,当然我们没有回复他。
解说词:当时的张大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正是这张照片中的七个人再一次并肩站出来,实名揭发他的行为。发起这个提议的是怡冬,他遇到的一件事让他感到,自己无法再保持沉默。
怡冬: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案子,宾州州立大学的杰瑞桑达斯基的案子,对我自己的触动很大。
解说词:怡冬所说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性侵事件。2011年,有人指控球队助理教练桑达斯基多年性侵未成年男孩。随后的调查表明确有其事,还发现球队主教练乔•帕特诺对助理教练的恶行早就知情,却隐瞒不报。这位主教练任教长达46年,战绩辉煌,声望崇高,当地甚至为他塑了铜像。事情曝光后,他一夜之间从公众偶像到身败名裂,大学将他开除,铜像也被拆除。
记者: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只是隐瞒了助手的行为,他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这件事情传达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怡冬:作为一个社会,对这件事情是零容忍的一种态度,不光是性侵的犯罪人,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人,而且不揭发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我当时触动很大,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因为这个我第一次感到,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做了张大同的帮凶。
记者:你是觉得如果我说出来,可能我后面会少一些人遭遇我同样的事情?
怡冬:对。我觉得因为有了孩子,我的内疚感更强烈了,我觉得我一旦说出来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我尽管晚了15年,但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解说词:怡冬发起提议之后,受害者们经过了漫长艰难的心理斗争,终于决定实施举报。去年6月,由怡冬牵头在微博上发出了举报帖,其他受害者随后以实名跟帖,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还公布了一个邮箱,起名叫“勇敢的心”,呼吁有同样遭遇的校友给他们写信,一起来揭发性侵者。随后,他们收到了许多来信。尽管他们早就猜到,被张大同侵害的学生不会只有他们几个,但来信人的年代跨度之广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
振浩:八十年代末到最近这几年,都有同学通过这个邮件和我们沟通。
记者:跨度几乎有二十年了。
振浩:对,二十年左右。
解说词:除了在网上举报,受害者们也曾经考虑诉诸法律,但他们遗憾地发现,法律无法给张大同任何处罚。
怡冬:咨询过律师,发现张大同在法律上是没有责任。我确实是没有想到,14岁以上的男性是完全不受保护的。
解说词: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强奸罪只有在受害者是女性时才成立,而猥亵儿童罪只适用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如果是14岁以下的男孩,即使遭到强奸,也只能以猥亵儿童罪起诉,一旦超过14岁,就找不到任何法条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付晓梅: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空白。
解说词:付晓梅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她曾经办理过6起男孩被性侵的案件,深感法律空白带来的尴尬。
付晓梅:男童被侵害的数量可能比女童要少,但是他们伤害的程度,不比女童低。记者:你发现自己手里没有法律能够去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付晓梅:很痛心。法律不给他一个说法,那么对他的伤害又加重了。
解说词:虽然无法追究张大同的法律责任,但受害者们的网上举报,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校方调查,张大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天,学校就宣布将张大同免职解聘。这张照片里的少年们终于在多年之后,用自己的勇气回击了性侵者。之后,他们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回到了如常的生活当中。但是最近,另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这是张大同和一群学生的合影。虽然他被学校免职,但却又被多家培训机构聘请为指导老师。一个在20年里曾侵犯多名学生的人,还能继续以名师的身份近距离接触孩子,这让当年的受害者们感到,他们有必要再次站出来做出提醒。
怡冬:没有法律来惩罚他,我已经非常地失望了,能够让他再有机会接触未成年的学生,我觉得是一种失败。在美国,性侵方面的犯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辈子翻不过身来的。
解说词:怡冬说,在美国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悲剧,促使法律对性侵前科案犯出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措施。1994年,一位名叫梅根的7岁小女孩被有性侵前科的邻居强奸并杀害,2005年,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一个叫杰西卡的9岁女孩身上。这些悲剧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推动政府颁布了《梅根法案》、《杰西卡法案》等一系列保护孩子的法律。根据这些法律,有性侵前科的人将被终生严格监控,不得再担任和孩子有关的工作,也不得踏入孩子聚集的场所;他们的个人信息也会被终生公示,供所有人随时查询。如果有人想知道附近有没有犯过这种罪行的人,在公示网站上输入地名,就能查到相应区域内所有前科案犯的详细信息,包括照片、身高、住址等等,连发色、纹身、疤痕等细节都罗列其中。目前,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性犯罪者信息公示网络。但这种公示制度也一直伴随争议,有人提出,犯罪者出狱后就是普通公民,这种公示存在侵犯隐私、有罪推定的嫌疑。赞成公示制度的人则强调:恋童是一种性嗜好,它有难以自控的特点。国际精神治疗领域权威吉恩•阿贝尔曾经做过研究统计,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有恋童倾向的人一生中会多次侵犯孩子,少的20多次,多的达到200多次。
李玫瑾:嗜好这东西它不是认识性的问题,就是有认识有时候也很难控制。比如说知道抽烟对我身体不好,可是我不抽我就觉得难受,性的嗜好也属于这一类的,有时候身不由己的。性一定会涉及到他人,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那么把他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
解说词:近两年,有几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件曾引发关注。2012年,曾在北京、大连等多地任教的英国人尼尔•罗宾森,被发现是英国警方通缉的性侵儿童的在逃犯。另一名在南京任外教的美国人卫斯理也被查出,此前在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性侵儿童罪入狱,曝光他的网友正是通过查询美国性犯罪者公示网站确定了他的身份。检察官付晓梅告诉我们,她也曾遇到过一个案子,一名教师猥亵了学生,出狱后却又到另一所学校应聘成功,再次作案。付晓梅个人认为,目前我国要建立详尽的公示网络并不现实,但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避免有性犯罪史的人再从事和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付晓梅:我觉得《梅根法案》在我们国家可能实施不通,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流动性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可行性很小。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招聘一个人,我可以查一下他的犯罪记录。
记者:我们国家这些单位去招聘的时候,想去查一个人有没有性犯罪的历史,方不方便能查到?
付晓梅:公安部门可以查到这个人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了,但是比如说我检察院我都很难查到,招聘机构它就更难查到了。
解说词:在付晓梅看来,香港地区2011年开始实施的《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制度值得借鉴。政府提倡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岗位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性犯罪历史纪录。这份纪录只要本人到相关部门就可以很方便地办理。有性犯罪史的人不可能拿到清白的纪录,自然也就会知难而退。
付晓梅:做了这个工作,可能对于整个孩子的安全都是一个保护。
解说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完善法律制度,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侵犯。但让人忧虑的是,性犯罪的一些特点,使得法律有时存在难以抵达的空间。一是不少性癖好异常者即使受过法律惩处也还会重复作案;二是有的受害者和家庭会出于恐惧或羞耻感选择不声张、不报案。甚至有些年幼的孩子受了侵犯还浑然不知,使得性侵者的恶行成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罪恶。
张敏:我们还有一个案例里面那个孩子的话,就是觉得跟我玩呢,对我好,然后才这么亲密接触我的。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以后,觉得最最迫切的就是性教育的问题,得让孩子首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我们讲到一个什么尺度,大家都是比较困惑的。
记者:到底该怎么跟孩子讲有关性的知识,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困惑。我问了一些和我一样70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大多回忆说,父母亲从来没有和自己聊过任何关于性的话题,而在学校,只有生理卫生课本里有几页关于性的知识,但是老师会跳过去不讲,甚至有一位朋友说,他拿到课本的时候,那几页纸已经被订书机给订上了。我很想知道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孩子从父母和学校那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和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不同呢?